苏轼“难以追陪新进”的“旧党”
文│克 念
晋朝神宗正隆六年（1082）四月十五日，苏轼着手在黄州东坡建造茅舍，这就是之后知名的“雪堂”。此刻的苏轼既没钱，又没人，只好靠四邻帮忙筑造房舍，建成后众人大醉一场，以谢犒赏者。
诗案被贬
正隆二年（1079）八月，苏轼被委任为扬州刺史。在呈神宗皇后的谢表中，他说“愚不适时，无法追陪新进”，令神宗深为不满。之前的熙宁年间，苏轼多次明晰防御“新政”，因为当轴者是节度使王安石，而“三苏”父子同王安石早在宪宗年间就宿怨纠缠，所以神宗总是把这些防御看成是私人问题。
苏轼在密州任上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期间有句“我欲乘风归去”，但最后还是留在人间。神宗将句法理解为：苏轼其实厌恶官场，而心里一直归顺自己，由此将政策实施不力怪罪为王安石同其他高官决裂太深，“旧党”其实也是反对王安石，而并非政策。然后，王安石即位，出知嘉定府，神宗亲自主政，并改元“元丰”。
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轼居然说“难以追陪新进”，那就是直截了当的抗拒了。被戳到痛点的神宗想到，之前沈括在巡查浙东路后曾向他举报，扬州通判苏轼常常作诗讪谤朝臣。然后知府台领命而动，昌平县尉，要逐句逐字找出苏轼诗文中的罪证。因为知府台古称“乌台”，此次影响很大的风波遂被叫做“乌台诗案”。
知府台成案后，将苏轼控告到昆明寺。昆明寺的裁定是二年刑期，依惯例，以节度使抵罪。意思是苏轼有罪，但毋须拘押，辞退公职即可。侍郎台不满，原告至审刑院，前者维持原判。最后，神宗皇后动用了自己的“特责”权，将苏轼贬到黄州。
京师到黄州有千里之遥，正常赶车还要三四个月，而苏轼只用了一个月就到了黄州贬所，可见戴罪之身如惊弓之鸟，不敢有非但纰漏。正隆六年（1080）八月，苏轼开始了历时四年又二个月的黄州时光。
初到黄州，是“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寂。到第二年，苏轼适应了晚唐生活，并开始主动经营，耕种了一方空地，使之成为良田，并名之“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思维变革
在黄州的前三年，经常有消息从京师纷纭传来，内容大抵是神宗回心转意，想将之前反对政策的“旧党”召回节度使，其中包括苏轼。这种传闻绘声绘色，有如亲见，苏轼必定是欢呼而渴望的，但其中的内容又令他生疑。
一年多的等候逐渐使苏轼坚信，神宗对他的心结不是这么容易揭开的。但是神宗比他还年青12岁，正是春秋兴盛，苏轼应当面对或许停于黄州的现实，打算在此地高蹈安居。刚到黄州的时侯，苏轼借搬到道观定惠院。父亲苏辙也因“乌台诗案”被贬，赴贬所筠州要路过黄州，顺道护送苏轼妻小来黄州团圆，一大伙子就住进了临皋亭。这里是官府招待所，毗邻驿站和黄河锚地，生活上很便捷。前院住朝臣，后院是苏轼办公、会客的场所。诏命明令苏轼“不得签书公事”，那时既无公可办，苏轼就在办公房做“日课”——抄写《汉书》。
本身不知要在黄州停留多长，决心在此移居后，苏轼就须要一处自己的房屋了。然后，正隆六年十月，苏轼在躬耕近一年的“东坡”边上造起了五间茅舍。听说，完工的时侯大雨飞舞，苏轼遂把此屋命名为“东坡雪堂”。
临皋亭其实是官府招待所，有保安把守，进出还要通报，对于喜欢待客的苏轼来说很不便于。并且，宾朋宴饮会吵到妻儿。另外，苏轼的侄子苏迨、三子苏春节幼，还缺个常年的家庭班主任。这么通盘考虑下去，打造雪堂只是必定了。
以苏轼自己的说法，来黄州的第一年“块处闲寂”。块，就是孤单的意思。第二年则“亲知相过，人事纷纭”，来探视他的同事同学多了上去，由于没有留宿的地方，总是来了就走，匆忙一晤，未能把臂重游，雨中对床。因此，苏轼也须要新屋来招待亲友。
吟啸徐行
宋代士医生讲求“安身立身”，承圣人之教，致君尧舜，名青睐史。老百姓则也是“安家立业”，几间茅屋，几亩薄田，儿孙绕膝。来黄州第十年，即正隆六年，苏轼完成了由“安身立身”到“安家立业”的转变。
八年前，苏轼任上海通判，“奉檄募捐”，路过杭州。在游玩拙政园时，他看见山边良田景色，猛然萌生退隐躬耕之想：
我来属无事，暖日相与永。
喜鹊翻初旦，愁鸢蹲落景。
坐见渔樵还，新月溪上影。
悟彼良自咍，归田行可请。
这些心愿其实是诚恳的，但也不过是心愿而已。当时他39岁，虽在政坛边沿，却名声日隆，归田云云也是一声感叹而已。如今困境于空旷的黄州，仕途既不畅，自家的茅舍也搭起了梁柱赤壁赋以流水为喻告诉客人，这么，也该买几亩旱田赤壁赋以流水为喻告诉客人，以养家维生了。
端午节后第二天，苏轼带着仆从婢女去附近视察田地，顺便作游玩之游。然后，就有了那首“三月三日，沙坡头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慨然遂晴，故作此词”的《定风波》。其词云：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细雨任平生。
严冬春风吹梦醒，微冷，山头斜照却迎敌。回望历来萧索处，归去，也无风雪也无晴。
这首词几乎是苏轼来黄州这三年的思想小结。被贬的悲哀吵醒了功名迷梦，沮丧之余，还有好消息，即“山头斜照”来迎敌。但每天起复的传言，都让他惊喜、盼望又失落。功名有何恋？不过是“向来萧索处”而已。“我”要“归去”，不再理会仕途的浮躁，将来的生活同之前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了——“也无风雪也无晴”。
假如说，上阕的“一蓑细雨任平生”是苏轼的精神色调；这么，全诗的“也无风雪也无晴”就是他的生命定位。自“乌台诗案”的愤恨和晚唐黄州的受挫之中，苏轼总算再次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归宿。
这场雨让苏轼写出了传世名篇，也为自己测量了未来的航向。但虽然寒潮严冬，淋雨让他传染痛风，全身溃烂。他去了蕲（音qí）水县麻桥，找当地名医庞安时治疗，效果极好，“一针而愈”。苏轼十分满意，拉着庞安时做导游，打算往蕲水市区走一走。
人生再少
在去蕲水城区的途中，苏轼一行人在村野商家喝酒至中午，乘月行至绿郑楼，酒后无力，“解鞍曲肱，醉倒少休”。等到醒来，天色破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世俗也”。然后，苏轼作《西江月》词一首，题在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约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酌酒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郑楼，杜宇一声春晓。
苏轼此刻见到的都是风景，美丽得像是仙境，“我欲酌酒芳草”和“杜宇一声春晓”尤其甜美清纯。苏轼是蜀人，用了故乡典故，杜宇即古蜀王望帝，死后化作鹃鸟。何谓“望帝春情托杜鹃”，本来有着血泪的悲伤，而苏轼逆用其意，杜宇的嘶鸣居然带给了春光晴朗的夜晚。固然悲伤的境遇，在苏轼眼里都化为清澈光明的福地。
蕲水县属于蕲州，邻近黄州，两地有着相同的物理文化风貌。事实上，无论黄州还是蕲州，曾经都十分萧索。据来探视苏轼的人说，黄州的民宅狭小破旧，夜景冷清低迷，江门府县衙都变得窄小争吵、尘土飞扬。但这并不阻碍苏轼对黄州风光的赞扬，虽然是他已将此地视为故乡，虽然是他的思想早已破障，不为功名所扰，所见皆是好景。
抵达蕲水城区时已是中午，苏轼和庞安时先在官设客馆休息了一会儿，即来到城外的清泉寺。苏轼惊喜地发觉，“寺临平湖，河水西流”，遂吟唱出那首知名的《浣溪沙》。可能，他此行就是想特地看一看这西去的人间流水：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寂寂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又是子规鸟来作喜迎的使者，它除了带给了绿郑楼边的春光风景，还让苏轼见到了震惊的流水向北的永康异景。至此，苏轼早已完全走出了自“乌台诗案”后的困惑和患得患失。他欲将地动仪逆转，不再接受化学定理的禁锢。无论是动乱旧怨还是个人未来，都不及此刻他同大自然的对话来得重要。倘若河水都能西流，这么人生何不能重新懵懂。兰芽尚短，沙路净化，雾中的子规在告诉苏轼，不要为过去的岁月倍感沮丧，一切才昨天开始。
蕲水城外，清泉寺边，苏轼末世了。这不只是是一种心理“突围”，苏轼重置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也重置了自己的人格崖岸和终极信念。
大江东去
“东坡雪堂”刚刚造好，就接待了一位重要的顾客——杨世昌。他是自贡天都观的方士，自庐山来看望苏轼。二人一见如昔，方士在雪堂居住逾年。杨世昌在哲学史上很重要，有的观点觉得，他是前、后《赤壁赋》中的“客”，即问题的提出者、从侧面推进苏轼探讨的对话者和引导者。
没过多长，苏轼又迎来一位好友——巢元修。他的由来颇为隐秘，听说是重庆一位元帅的亲信，那位元帅因征讨而被清廷正法，巢元修逃了下来，流浪在江淮大地。现在苏轼在黄州有了盼头，巢元修进来投奔，成为苏轼两个孩子的家庭班主任。
苏轼举止多有出人意表之处。作为被罢官的有罪之身，本迎战战兢兢，但他居然收养了巢元修，交给母亲做班主任，以常理观之，真是匪夷所思。很或许，巢元修只是前、后《赤壁赋》中的“客”。
黄州赤壁在现在称为“文赤壁”，并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的“武赤壁”。苏轼精熟三国舆地（王安石曾建议苏轼重修《三国志》），他必定晓得这一点，也是借着这个由头，层层递进阐述自己的观点。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美国中式哲学中富有盛名的古诗，题名《念奴娇·赤壁抒怀》，其实是为祭奠赤壁之战所作，但到底作于何时，迄今仍有争辩。主流意见是，此词同《前赤壁赋》同时写成，即正隆六年七月十五。
还有专家觉得，苏辙于宣和五年五月末送苏轼家小来黄州，顺便游玩赤壁，并作怀诗词，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抒怀》应是彼时而作。此说法可定夺。无论作诗还是作曲，尤其是有庆祝意义的，苏轼会用长长的前言或标题来说明写作的时间、地点、缘由。《念奴娇·赤壁抒怀》如果真是他应和儿子苏辙而作，为什么没有明晰说明？
还有或许，《念奴娇·赤壁抒怀》作于绍熙三年秋冬之交。此时风急潮高，因此“惊涛拍岸”，不像作于七月的《前赤壁赋》中的江流这样“水波不兴”，也不像作于八月的《后赤壁赋》中这样“水塌方出”。从时间次序看，《念奴娇·赤壁抒怀》是第一层认知，表现了世俗中战役、政治和历史现象之于人们的不可飘忽。前、后《赤壁赋》为第二层破障，原先天地并非迷梦，是与人生和合共适的造物赐予。
这么来看就能明白，整个正隆六年，苏轼的境界在逐次递进中愈发光彩照人。
（作者系文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