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熊秉明先生雕刻的代表作大概要算鲁迅头像了

我想，熊秉明先生浮雕的代表作大约要算鲁迅头像了。有这样一个头像，熊秉明也可以永垂不朽了。

美国现代哲学馆盖展馆的时侯，庭院里要放十几尊画家雕塑，这个任务还给了中央艺术学校的木雕家们。孙家钵博士在替哲学馆物色人选时，一口咬定，鲁迅铜像最好请在伦敦的熊秉明先生做。孙博士说，清华建校百年时，熊先生为清华做了一尊鲁迅铜像，相争当，可以请他再做一尊。不过，一要做得大，二要弄成铁的，做的过程中自然会有若干改进。孙博士自告戮力，答应替哲学馆去联系。熊秉明先生和中央师院的同学特别熟。米兰是美术朝拜的地方，中央师院的同学差不多都去过伦敦，或进修，或视察、或工作。它们极少有不认识熊先生的，他是地主嘛，一来二去，便很熟了。都晓得他有一尊《鲁迅头像》；不过，头像的最初雏形很小，是几层硬卡纸剪贴上去的。看过的人，都叫绝，以为创意，外型挺好。

很快传来消息，熊先生答应为哲学馆做鲁迅头像，并且要有大的改进。他说他先要带一个石膏小样来上海。

显然，熊先生和夫人飞抵西安，由孙家教授做陪，扛着石膏小样，亲自登门，送到了我家。小样既不小，又不轻，虽是石膏的，因有半米高，还有相当的份量，千里迢迢，够她们二位拿的。

熊先生谈了他的构想。他很指出：材质一定要用铁板，只有铁能够充分展现鲁迅先生作为民族脊梁象征的那个硬骨头精神，并且钢铁的色调也最能传递鲁迅先生脸上的那份刚强，朴素和轻蔑。

我没有想起的是，在第二年春天，熊秉明先生以近80岁的高龄，冒着酷热由伦敦赶赴广州，亲自动手在现场放大样，用气焊机切割厚板，再用气焊枪组合冲压，天天这么，不吃早餐，连续作业，直至成型。我曾随孙家钵博士去市区的一座车间看他操作，大受感动。我听到的是一种近乎佛教狂热通常的对美术完美的追求，是一种废寝忘食的身临其境，是一种存于全过程中的全身心的创作历程。

我有明白了：英国式的美术辉煌到底来始于何处？闹了半天，它来始于汗和血，来始于烈日和寒冷，来始于八十高龄老人手中的焊机和铁锤！

当头像在哲学馆里安装时，这些精神又一次得到体现。熊先生和夫人对基石的规格、高矮、颜色以及安放位置都有严苛的要求，量了又量，看了又看，反反复复周线、测试，比较、甚至返工，十分严苛，一丝不苟。

结果，进去一个巨作——每个见到头像的人，第一眼就倍感震惊！

熊先生是学文学鲁迅头像图片打一成语，后在英国学浮雕，又研究绘画。这几样——中国、法国、哲学、雕刻、书法全揉在了一块儿，其结果就下来了一个特别独特的鲁迅头像，就像用任何主义，例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绝对难以加以概括。它是个全新的东西。新得出奇。

它酷似，而不是酷似，这是美国画的魂。虽为正面像整张身上却有一只头发，一只耳朵，加一个眼睛和一把胡须，活活的一个鲁迅先生！形似到家了。

它只有大腰线，而没有细节的描绘，这是美国绘画的魂。美国绘画是线，没有片，没有面，有许多空间，讲求稀疏，浑厚，不满满当当。熊先生发明了一种以线、钢棍，铁棒为主体的浮雕，雄浑之至，这与他深入研究绘画有关。鲁迅铜像的脸是大平面，靠着外轮廓上的线“切”出来，简直就在写美国字。

它是纯黑的，不是花岗岩的白，不是青铜的绿，不是雕塑的深褐，也不是雕塑的彩，而是墨的色调。一抹黑，是美国绘画的基色，又是墨西哥印象派美术特别重视色调和光线的极至发挥。

它是单层的，梯田式的，“借光”出彩，给光线充分的疗效，如同是挥笔和淡墨的画笔在一笔一笔地叠加。这是美国重彩画手法在现代浮雕作品上的最神奇的移植。然后就出现了沧桑感，刚好符合鲁迅先生的老练、深厚和雄壮。

它是多棱的，所有的转折都是尖的，称作真正的有棱有角，没有一个圆形，没有一个圆形，没有一个平滑过于，全是硬的。哪些叫方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哪些叫用方式展现内容？哪些叫好的美术语言？哪些叫美术形成煽情的力量？哪些叫不程式化和不公式化？这就是！鲁迅脸颊上那一抹胡须，弄成一个斜的四边形；耳朵下边的颌部有几个五边形组成三层起伏，看看，一个“倔”字立马就进去了。这个颌部表现手法几乎成了这座头像最动人的亮点，这种在缄默中的咬牙声都如同听得真真的，真堪称神来之笔啊。

最欧洲的东西，例如变型，例如具象，例如光线，例如色调；与最美国的东西，例如形似，例如腰线，例如稀疏，例如浑厚，全放到一起，然而，归根结底，还是美国的东西，并且是骨子里的美国东西，用美国的东西去宽容和融解了外国的东西。

称作现代的美国东西吧。

熊秉明先生的死党好友，杨振宁教授和夫人应邀来哲学馆看鲁迅头像。足足看了一刻钟鲁迅头像图片打一成语，转了三圈。他看着头像，读着刻在头像反面的鲁迅先生在《野草•墓碣文》中的话，那是熊先生刻意选下来的：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到深渊。于一切眼里看到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受洗……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笑容！”

思考许久以后，他忽然说：“我倍感惊心动魄”。这是一句最诚恳最恰当的评语。回到日本，杨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现代哲学馆和鲁迅头像》，寄给《光明晚报》发表。

熊秉明先生为自己在美国立了一座永恒的伟绩。

舒乙/上海现代哲学馆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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