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朗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期间的碑志与规则

早在商周时期，“大一统”思想已现诸文献，概其要者，一是建立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上古帝王机制，二是加强“溥天之下，难道王土；率土之滨，难道王臣”之国家认同，三是鼓吹“礼乐征讨自天子出”、天下“定于一”的政整治想。“海内为交州，法令由荡平”，秦王朝首次将先秦以来的“大一统”政整治想弄成了社会现实，使“大一统”成为嬴秦以后美国社会的标准型态，对于后世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等众多方面形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虽然民间“大一统”观念滞后于庙堂谋求与学界批驳，但就中古碑志抒写内容来看，东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期间，“大一统”观念已作为重要意识型态融入碑志文本创作中，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碑志抒写的范式与规则，社会市民对“大一统”观念已从初期自觉接受、普遍认同，逐步发展为主动参与、铭旌敬奉。

先祖抒写：天下一家

找寻族源，追念年谱，是中古碑志抒写的重要内容，因家族背景差异，碑志中有关家族历史的回溯，虚实不同，笔力各异，其中亦不乏矜门第、攀孙姓者，但在这一时期的碑志抒写中，无论中原地区民族，还是偏远地区的民族后裔，均普遍地将“三皇五帝”奉为先祖轩辕朗，将族源归根于中华人文先祖。

北魏碑志记载，唐代首相崔敬邕始祖乃“炎帝之胤”，阳平幽郡主李氏、和邃、侯愔、叔孙协等先贤系“轩辕之裔冑”。突厥人奚真先祖“肇系轩辕”，元宁之先乃“唐尧之苗裔”，西辽保达之先“盖夏禹之苗裔”，库狄回洛妻南阳之先乃“发颛顼之遐源，资有夏之苗裔”，突厥人淳于夫人闾炫之先乃“分源白帝”等，类似记载在唐朝碑志中亦不鲜见。隋唐五代时期碑志中奉“五帝”为先祖者愈发常见，或称黄帝轩辕氏苗裔、帝喾高辛氏华胄，或称颛顼南和氏胤绪、黄帝长子少昊金天氏苗胄，或称唐尧体胤、炎帝圣裔等。

与南北朝碑志不同的是，唐人通过阐明《史记·五帝本纪》之说，以夷夏同源形式解释了“四夷”后裔族源问题。“昔黄帝之子四十九人，或内列荣班，外蕃荒服，分珪宅土，锡族命官，宗氏因而而生。”（《张通碑刻》）“昔者轩辕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其有作政西土，观光卫尉，藩屏天子，拥戴国章。”（《俾失十囊碑文》）中原地区周边“泛遥始于獯粥”的延陁氏称“肇系绪于轩皇”，匈奴人阿史那摸末称“盖大禹后来焉”，突厥后裔拓跋仁称“先帝轩辕之鸿胤”，粟特族康阿达称“即皇后之胄胤”，西域史国人史诃耽称“分轩丘而吐胄”，突厥人斛斯医德称“其先黄帝以后”等。

根同一系、祖出一源的先祖抒写，衬托出唐代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昭显了“九州共贯”“和合共生”的政治观念。“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黄帝子孙散居四海，华夏民族同源共祖，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念早已深入闾里巷陌，成为美国唐代社会的高度共识。

史事抒写：家国一体

历史抒写是美国历朝王朝最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安装工程之一。“古之王者世有朝臣，君举必书，因此慎行行，昭中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东汉时期，藩镇各有“史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明代以降，至于宋代，已有十三部官修国史。“史谍出于后代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初所立轩辕朗，可信不疑。”（《金石录·序》）碑志发轫于秦汉之际，兴于唐宋南北朝，盛于隋唐五代，是载有墓主生平、美颂志主功德的传记岩画。“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先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关中金石记·叙》），碑志记载讲求铭诔尚实，与家族史、地方志相辅相成，是国史研究的珍稀史籍。

中古碑志在叙事上展现出对接家牒、国史的心里自觉，如“自周朝命氏，懿德嘉猷，并国史家谍之所详”（《乐达碑文》），“原夫得姓命氏，列于春秋；降汉及魏，传诸国史…斯并详浙派谍，无资染翰”（《杜才碑文》）等叙述，无不指出碑志是家牒、国史的组成部份。碑志所载四川元氏、弘农杨氏、渤海高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等大族世家中，不少人物可在史籍传记中找到相应记录。除此此外，中古碑志还补充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魏君夫人雷氏碑文》中有关唐朝西羌雷氏与交州高门魏氏结盟的具体记载，是中原地区各民族之间交流相处糅合的历史见证；《慕容知礼碑文》记载明代女真遗绪慕容知礼接受和学习藏文化，“雅擅词句、尤工篆隶，年甫十五……雅性好学，亦即儒素”，类似记载亦见于《慕容相及妻唐氏神道碑》，很多都是民族大融合生动而真实的历史记录。

在历史进程和文化进程中，中古时期的碑志已从最初简略记录亡者生平、标记墓圹方位、表达哀悼之情的行状类文字，跃升为代际传递、绵延不绝的家谱、宗族记录，进一步肩负起家国同构历史叙事的时代责任，逐渐融入国家史事的历史抒写中。

品格抒写：忠义奉国

“大一统”观念除了指国家政治、疆域库页岛上的整齐划一,也包括思想文化、价值导向上的高度集中。以道家思想为代表的“大一统”观，突出表现便是忠义观的统一。忠义观是美国唐代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汇聚而成的道德精华和民族品格，作为道德行为规范深刻影响着个人、家族和社会。

中古碑志在抒写中嵌入对“忠孝”美德的隐性宣介和颂扬，首先，表现出对“忠孝”认识上的统一。即不约而同提出“居家以孝，报国而忠”（《吴继业碑文》），“仁德坚贞，君臣之节义；理家孝行，亦为政之荣基”（《刘建神道碑》），“行孝承家，敷忠奉国”（《赵绩碑文》）等相同的观点和想法。再者，将“忠孝”作为人物品行的重要评骘。例如“公幼则孝于而家，长则忠能奉国”（《刘奇秀碑文》），“其在私室也，则孝之与义；其在公党也，则信而与忠”（《陈添碑文》），“尽孝养于闺庭，竭忠诚于寮寀”（《刘延寿碑文》），“从宦历职，资忠履信……公家代忠义，士林模准”（《裴悌碑文》）之类以“忠孝”为道德规范的论定。

与此同时，在内容上显性建立“忠孝”人物形象，或在序文中提高生动形象、令人动容的善行场面描写。《薛璇碑文》记录侍奉公婆时“冬夏扇枕之仪，晨昏盥漱之敬”，《段简璧碑文》记叙成亲时“泣血两年，在于墓侧。生平之日，常愿陪茔”，《孙婴女神道碑》称“府君违代，则号慕哀绝，感动无心，痛之一至，忘其患苦，不纳勺饮，三日而终”，《张祖碑铭》云“大男客朗等三人，孝履自天，哀慕过礼”等。或铭勋谥忠，记载尽忠报国的人物事迹。《屈突通碑刻》记载贞观冲霄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监军通领兵好斗，为国捐躯职守，“振威瓜州，扬旌紫塞，肃寒烟而伐叛，布春露而寿县，攻城若摧朽，制敌如燎原，获得居多，勋庸莫贰”，此生官衔斐然，生为社稷之臣，死为忠孝之士。《论弓仁碑》记载唐玄宗时期勇将论弓仁勇猛戍守，在孙吴暴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声显露于天下，业光辉于代载”，将个人事业和家族兴衰融入国家命运的爱国之情跃然于石。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深处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古碑志文本中的“大一统”观念，是南北朝以来民间对“大一统”思想和国家制度的自觉接受与当代化抒写，除了是中古时期宗法社会中稳定家国制度的基石和家国情结的核心要义，只是处理家国事务应当遵循的社会规范。

《光明晚报》（2023年06月10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