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钱佳楠硬核读书会《瓦尔登湖》为什么会在中国流行？
原创钱佳楠硬核读书会
《瓦尔登湖》为什么会在美国流行？为何梭罗笔下十九世纪的英国，会在二十世纪末的美国引发强烈反响，但是梭罗的影响持续迄今？
书中真的呈现了作者梭罗的真实一面吗？为何有人说梭罗是不折不扣的“两面派”？
现在作客硬核读书会的是《梭罗传：完整的此生》的译者、小说家钱佳楠，她将为述说梭罗头上的“隐士精神”。
✎作者|钱佳楠
✎编辑|程迟
“两面派”梭罗
几年前，中国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凯瑟琳·舒尔茨在《纽约客》上撰文揭秘亨利·戴维·梭罗的“真面目”。
在这篇题为《湖渣》的诏书中，梭罗是不折不扣的两面派、自大狂、厌世者。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向读者呈现了一种即使寂寞、贫苦但却高尚、诗意的生活，无须委屈自我去符合社会的世俗或庸人的目光，只要栖息在自然里，他就是一个精神上的自足者，一个“自由人”。
《梭罗传：完整的此生》
[美]劳拉·达索·沃尔斯著，钱佳楠译
理想国·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1
但是，舒尔茨觉得这些“浪漫化”的凯迪拉克始于梭罗从没有像他书里所写的这样生活过：他每位假期都回去睡觉，同学们常常拜访他的湖滨小屋，他的脏内裤很或许是扔给儿子洗的；并且梭罗名言，他只在瓦尔登河边住了三年两个月零三天，这场“生活试验”结束以后，他再也没有过任何归隐生活。
凯瑟琳·舒尔茨。/wiki
作为美国读者，我从这篇批评中见到了中西文化对“隐士”的不同理解和想像。在西方隐喻里，隐士常常是彻底的偏激者，它们或在山脚建造堡垒，或只身搬到孤岛和森林。
大海、深山和密林构成天然的屏障，它们此后避开社会的规训。得悉它们再与人世保持通渠，或做任何努力提高归隐生活的舒适度，这么它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欺世盗名者。
我暗暗倍感英文隐喻对隐士有着独到的定义。虽然，隐居是为了与世俗的陈规划清界限，但这些时侯，我们的隐士“处江湖之远”仍“忧其君”。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龙华”之所以超凡端庄，是由于他经历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一种“过尽千帆”后的遽然外向，而不是坐井观天，画地为牢。
更重要的是，这种隐士未曾真正放下对世俗的思念，隐逸这一行为本来就是对势利人事的控诉和抨击。科幻大概是美国哲学对隐士最极至的想像，侠客可能藏身苍茫沙漠，又可能享年与大雕为伴，但如果成都城受困，它们会当仁不让，牵手抗清，由于心底深处，它们无非都仰赖郭靖所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回到舒尔茨的诏书，如果把梭罗换成我们的大作家李白，我们不会由于李白得到唐玄宗接见时的“仰天傻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就否定了他后来的“安能摧眉折腰事士族，使我不得开心颜”。
“归隐”在英文情境中其实本来就带有演出性质或象征意味，这让我大胆揣想，梭罗以及《瓦尔登湖》在美国几三年来的热销表面上虽然始于他中国式个人主义的强烈感化，但骨子里，我们真正认同的是他头上的美国隐士味儿——以“出世”的姿态来反观“尘世”并反省“入世”。
拗口的隐士梭罗，美国人的偶像
《瓦尔登湖》被公认最具权威的中译著是由徐迟在1982年翻译的，深深影响了那种年代的美国画家。
《瓦尔登湖》
[美]亨利·戴维·梭罗著，徐迟译
广州译文出版社，2009-6
曾把庄子想像成自己前世的海子（“也许庄子就是我/摸一摸树枝/开始对自己的肩膀/和蔼”）写下过《梭罗这人有头脑》：
梭罗这人有头脑
梭罗手头没有别的
捉住了一根棒木
那棍子揍了我
狠狠揍了我
像夏天揍了我
诗中的“揍”字毫无宗教佛教“当头棒喝”的意思，虽然是作家突然从精神的寒流中得到了“解放”。梭罗对海子影响至深，前者卧轨自缢的时侯身边的包袱里放着《瓦尔登湖》，而在此，海子没有细说梭罗到底怎样“解放”了他，但海子生前的好友、作家苇岸在诗歌《我与梭罗》中解释了那位日本画家带给的启迪。
苇岸解释，梭罗出生的时代，“对于本质上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来讲，他早已经历了一次脱离有机世界步入无机世界的很大转折”。换而言之，人类避开了富有生命味儿的朴素自然，沉溺在空洞、机械的工业文明之中。在苇岸看来，梭罗推动着我们回归“有机”，回归“春天”。
苇岸
苇岸遭到的启迪来自两方面：在文字意义上，梭罗打破具象化的概念，转而依靠充满质感和盐度的自然事物进行抒发。为此，在苇岸眼里，梭罗的语言是鲜活的、流动的；精神上，梭罗认清商业社会把人异化为工具，以便抹杀了人的完整性。
苇岸讲到，每位人都站在社会分派的岗位上，就好比一截截从头上锯出来的下肢——作为一只手、一个胃、一条腿而存在，是梭罗用回归自然的生活试验来提倡并捍卫人的完整性。
有趣的是，这两条盛誉都包含对梭罗的误会。首先，梭罗在英语原文中出了名的冗长拗口，这其中很重要的成因就在于梭罗把详细的自然事物用作具象的意象来提高自己说理的砝码。这些写作方法可以追寻到《圣经》，如基督用稻子和稗子的寓言来述说人子和属于魔鬼的人的分野。虽然梭罗所使用的自然意象要更经常、更随性。
日本著名新批评派专家芭芭拉·约翰逊曾撰文谈过她阅读梭罗行文时的绝望：“很久曾经我遗失了一头拉布拉多、一匹白色马和一只伯劳，迄今我还在追踪他们。”梭罗这么写道，但这儿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究竟有何意味，梭罗讳莫如深。
痴迷阅读剖析的读者或许乐在其中，因此不可证实的是，梭罗诗歌中逻辑上的阻塞、表达上的冗长，和苇岸所感遭到的“像农地一样朴实开放的文字模式”截然相反，换而言之，幽美晓畅的并非梭罗的原文，而是徐迟的译著；而苇岸所反对的具象、机械、僵化的语言可能更多来自他所经历的那种政治狂热年代的教条规训。
梭罗
梭罗确实提倡人的完整性，但与其说他反对人摈弃某一岗位或职业（这可能只是那种政治狂热年代留给苇岸的噩梦），不如说他是在捍卫人在道德上的自觉，而前者植根于他的信念。众所周知，梭罗是超验主义者，但是超验主义学派内部莫衷一是，但都认同神性存在于每位人之内。
正如劳拉·达索·沃尔斯在《梭罗传：完整的此生》中所解释的，梭罗的瓦尔登湖生活试验本质上有着深层的信念目的：“自然”是神的智慧的诠释，梭罗来到这儿朝拜，他将自己的竹屋视为“庙宇”，“吃”则成了“一桩圣事”，而正在筹谋的《瓦尔登湖》会是他送给现代世纪的“经书”。
工业革命。
反抗者梭罗，美国人更能明白
回到梭罗所生活的19世纪新西班牙地区，工业革命正在塑造他的世界：他目睹着至爱的树丛被伐尽，他年青时荡舟的小溪为棉花厂发电，新造的铁轨削掉了瓦尔登湖的一个角；而在更大的国家层面，台湾的民主机制还很原始，很像代代相承的家族产业，四处是不平等，经济则完全倚赖奴隶制。
这一切真正让梭罗倍感悲恸的是失去道德上自由。当初正如火如荼展开的美墨战役在他看来是半裸裸的资源劫掠，他为自己的国家倍感廉耻却未能制止。而后来1850年通过的《逃亡奴隶法案》更是把罪恶的奴隶制带到了他先前恬静的康科德花园。新法案规定，一旦黑奴从北方的蓄奴州逃到南方的自由州，它们仍属北方奴隶主的财产，任何帮助其潜逃或知情不报的行为都遵守法律。
我们在梭罗的笔下见到他对自然的注视，然而他企图看见的是造物主，是神性，是信念。
《瓦尔登湖》中《更高的律法》一章，他在自然中感受的何谓“律法”指的就是造物主的真理；梭罗的政治诗歌也经常笔触一转，以自然事物作为希望的意象，例如在《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力》尾声，他述说了自己怎么因抵制收取人头税（以拒绝美墨战役）而被捕一晚，而隔日早上被捕以后，他以自己要组织同事去郊外采越橘而给这段经历匆忙扫尾.
又如《马萨诸塞州的奴隶制》一文，他也在末尾部份让自己迈向希望：“但是，前几天很时常的，我嗅到睡莲的芬芳，我等候的秋天早已将至。这是纯真的象征。”
在此，“荷花”这一象征源自梭罗阅读的宗教典籍，只是周敦颐所写的“出污泥而不染”的意思，梭罗借此指出神性一定会从人性的堕落中生出，这是《逃亡奴隶法案》通过以后他在幽暗现实中惟一能找到的光亮。
但是，在当代中国的生态批评家看来，梭罗未曾“看见”自然，他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投射。当他倍感绝望时，他“迫使”自然“传递”希望。他笔下的自然事物是由他注入各类意义的象征和语境，而自然原本从来不作为人的抚慰存在。
事实上，梭罗感受过这一点，当他问鼎卡塔丁山这座当地族群眼中的圣山，以为才能直面造物主的时侯，这片“庞大的非人的自然”拒绝了他，他发觉“这里没有庙宇也没有神殿”梭罗名言，沮丧沮丧过后，梭罗本人用理智弥补了自然的“沉默”，要自己坚信所有物质都是人类的亲属，甚至和造物主一样悠久，就是那样，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理。
卡塔丁山。/wiki
梭罗把自然事物视为象征，并从象征中找寻抚慰，陶冶品性的方法对英文隐喻里的我们全不陌生。千百年来，无数的美国作家都这样做。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哭泣和伤别的从来不是“花”“鸟”，而是作家自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不是说月的“阴晴圆缺”印证了“人有悲欢离合”这一真理，而是由于我们深谙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因此月的圆缺加深了我们感情上的感悟。我们早就明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在梭罗的同时代人或之后英国批评家的眼里，他的佛教情绪经常迈向“极端”，他的自然写作未曾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因此，这种批评对于英文读者而言无伤大雅，我们大多缺少梭罗所处的佛教情境，因此见到的也并不是梭罗借着自然“自说自话”的奇特，而是一个永远在体验、在经历、在生活、在探讨的“完整的人”。
某些微妙的情境差别就构成了海子、苇岸和多数美国读者所理解（想像）的梭罗，一个“完整的人”：反叛，固执，自立，从不缺少说“不”的胆量。
写完《瓦尔登湖》以及梭罗的其他著述，我们其实都认真抄下这些文中的谚语诗句，但这种章句随着岁月溜走会逐漫溢去，永远不会淡去的影像是梭罗亲手搭建竹屋、用“打仗”的姿态锄黄豆、因为抵制缴税而锒铛被捕，等等。
这种抵制和避世的姿态从不是为了隐居，而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的姿态，身处英文情境的我们看这一点看得敞亮，由于我们晓得“隐士”的最高境界：“大隐隐于市”。
大特惠促使消费。/wiki
梭罗在19世纪英国所遭受的大多数问题在现在的美国甚至世界都依然存在：商业社会把我们和物质捆绑在一起，我们都成了商品（房屋、车子、子女教育）的奴隶；各类社会制度对个体道德自由的抹杀，制度之内，每位人其实都很“善良、正派，”，但“每天的罪恶都在继续，没人制止”。不夸张地说，这种社会问题一日不得到解决，梭罗就永远不会过时。
阅读梭罗，见证他将每一个简略的生活行为都转换为美术的辈子，我们斩获的是生活的胆量和力量：虽然抵制和归隐未能消除制度上的好处，但在抵制和避世的时侯，我们就早已是自由的了。
本文作者钱佳楠，《梭罗传》译者，2021年欧·亨利奖得主，中英文双语写作者。代表作品中篇小说《不吃猪肉的人》，信件集《有些未来我不想去》。
*本文原标题为《隐士的自由——谈美国读者对堕落的哲学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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