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恺《孙子集注序》原文及翻译
谈恺《孙子集注序》原文及翻译--文言文在线
谈恺
原文:
欧阳文忠公撰《四库书目》,言《孙子》注二十余家。予所见仅此:汉有曹操,唐有杜牧、李筌、陈皞、孟氏、贾林、杜佑,宋有张预、梅尧臣、王皙、何氏。诸家多托之空言,而曹操则见之行事者也。操尝别为《新书》,诸将征伐,即以《新书》授之,从者胜,违者负。今《新书》不传,而见于《李卫公问答》者,机权应变实本之《孙子》。其注多隐辞,引而不发。操之所以如鬼也。杜牧《自序》云:“孙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有败,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予解犹盘中走丸,横斜曲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牧未尝用兵,观其与时宰论兵二书,谓尚古兵柄本出儒术,援古证今,若绳裁刀解。陈皞注多指谪杜之谬误。人各有见,未必为樊川病也。李筌注依《太乙遁甲》,杂引诸史以证《太乙遁甲》,与今所存书往往不同。意古书散逸久矣,孟氏、贾林、杜佑,即唐纪燮所集者。张预取历代名将用兵制胜合《孙子》者,编次为传,于《孙子》多所发明。梅尧臣注,文忠公谓其当与“三家”并传,晦翁有定论矣。孟氏、贾林、王皙、何氏,虽言人人殊,而皆于观者有所裨益。此注之所以集也。
夫兵,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不素习于承平之时,而姑试于有事之日,吾不知其可也。故生而悬弧,长而习射,冬而讲武,凡人之所当知者也。诗云:“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又曰:“我战则克。”圣人之所以教者也。余夙有四方之志,每涉猎群书,而尤嗜《孙子》。《孙子》上谋而后攻,“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仁”“智”“信”“勇”“严”,与孔子合。至于战守、攻围之道,批抗、捣虚之术,山林、险阻之势,料敌、用间之谋,靡不毕具。其它韬钤机略,孰能过之?然其言约而该,近而远,未易窥测。今观诸家所注,或本隐以之显,或由粗而识精,或援史而证之以事,或因言而实之以人,于是《孙子》之微词奥义彰彰明矣。故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旨哉言乎!
予奉命督军虔台,进武弁及生儒问之,无有知是书者。故授之以梓,以广其传。
(节选自《十一家注孙子》)
注释:[1]樊川:杜牧,号樊川居士。[2]晦翁:朱熹,号晦庵,晚称晦翁。[3]悬弧:古代风俗尚武,家中生男,则于门左挂弓一张。[4]吉甫:人名,尹吉甫,有文德武功。
译文:
欧阳修文忠公撰写的《四库书目》,提到(为)《孙子》作注的有二十多家。但我所见到的只有这些:汉朝有曹操,唐朝有杜牧、李筌、陈皞、孟氏、贾林、杜佑,宋朝有张预、梅尧臣、王晢、何氏。各家(作注)大多凭借虚而不实的空话,而曹操(作注)却见诸实践行动上。曹操曾另外写成《新书》,手下将领外出征战时,就送一本《新书》给他,将领如果按《新书》做了就能胜利,违背了就会失败。现在《新书》没有流传下来,却在《李卫公问答》里有所表现,《新书》中有关机谋权变方面的论说实际上都源自于《孙子》。曹操作注大多是隐晦不明的说辞,只引导启发不作具体明确的阐述。这就是曹操犹如鬼魅一般的地方。杜牧在自序中说:“孙武死后总共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带兵打仗的人有成功也有失败的,考察一下他们的行事轨迹,都与孙武所写的这本《孙子》的论判一一相互对应,好像圈印模刻出来一样,一点都没有差错。我(对《孙子》要义)的理解就好比在盘子里滚动的圆丸,圆丸在盘中横斜曲直到底怎么走,只能临时推想,不能完全知道所有情况;一定能完全推知判断的,只有知道这圆丸不能跑出盘子这一点。”杜牧未曾带兵打仗,阅读他和当时宰相讨论军事的两本书,说上古的军事思想原本出自儒学,援引古事来证明今事,像用绳墨量裁用刀划解一样清楚。陈皞作的注多指摘杜牧注解的谬误。只不过人各有所见,这些指摘未必就是杜牧的错误。李筌作的注依据《太乙遁甲》,又多方引用各种史料来证明《太乙遁甲》,与现在留存下来的《孙子》注书往往不一样。估计古书散失很久了,孟氏、贾林、杜佑的注,是后来唐代纪燮所汇集的。张预选取在用兵打仗获取胜利方面观点跟《孙子》相合的历代名将,依次给他们编写传,并(据此)对《孙子》多有生发阐明。梅尧臣作的注,欧阳修认为他应当跟曹操、杜牧、陈皞三家权威的注一并流传后世,这一点朱熹已经有定论了。孟氏、贾林、王晢、何氏他们虽然说辞个个不同,各有各的意见,但对阅读研究的人都会有所补益。这也就是这些注能够汇集的原因。
用兵,是件凶险的事情,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然而,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不去平素练习,却在突发战事的时候姑且试用,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可以的。所以,(家庭里)生了男孩就在门左悬挂一张弓(以示尚武),(男孩)长大了就练习射箭,冬闲之时就退而在家讲习武艺,这是一般人都应当知晓的。《诗经》里说道:“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可为万国之法。”孔子说:“有文治的事,一定也会有军事上的准备。”又说:“我(方)只要打仗就一定要胜利”。这些都是圣人教导我们的。我平素就有纵横四方的志向,每每博览群书,但尤其嗜读《孙子》。《孙子》以谋划为上而以军事进攻为后,修明政治,确保各项法制的贯彻落实,论起将领(来)就要谈仁、智、信、勇、严,这些思想与孔子是相合的。至于出击防守、进攻包围的策,抓住敌人的要害而乘虚而入的手段,山林险阻地势的借助利用之方法,预判敌情使用离间的谋,书里没有不完全呈现的。其他人军事上的机谋韬,谁能够超得过它呢?但是,《孙子》的语言简约而又完备,话说得浅近而意旨却很深远,不容易窥测探寻。现在我看各家给《孙子》作的注,有的着眼于在原文隐藏的地方让它显豁,有的着眼于在粗的地方让人们看到它的精细,有的援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它所说的道理,有的依照言论而用具体的人来实证它,这样,《孙子》里面含义隐约的词语、深奥的意思就都彰显明白了。所以说,《孙子》十三篇文章,不只是军人的基本用书,文人也应当尽心学习,这句话有深厚的意旨啊!
我接受军令到虔台督军,交往武官和书生,询问他们,结果没有人知道这本书。所以把这本《孙子集注》交付印刷出版,让它流传得更广泛。
原文:
欧阳文忠公撰《四库书目》,言《孙子》注二十余家。予所见仅此:汉有曹操,唐有杜牧、李筌、陈皞、孟氏、贾林、杜佑,宋有张预、梅尧臣、王皙、何氏。诸家多托之空言,而曹操则见之行事者也。操尝别为《新书》,诸将征伐,即以《新书》授之,从者胜,违者负。今《新书》不传,而见于《李卫公问答》者,机权应变实本之《孙子》。其注多隐辞,引而不发。操之所以如鬼也。杜牧《自序》云:“孙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有败,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予解犹盘中走丸,横斜曲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牧未尝用兵,观其与时宰论兵二书,谓尚古兵柄本出儒术,援古证今,若绳裁刀解。陈皞注多指谪杜之谬误。人各有见,未必为樊川病也。李筌注依《太乙遁甲》,杂引诸史以证《太乙遁甲》,与今所存书往往不同。意古书散逸久矣,孟氏、贾林、杜佑,即唐纪燮所集者。张预取历代名将用兵制胜合《孙子》者,编次为传,于《孙子》多所发明。梅尧臣注,文忠公谓其当与“三家”并传,晦翁有定论矣。孟氏、贾林、王皙、何氏,虽言人人殊,而皆于观者有所裨益。此注之所以集也。
夫兵,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不素习于承平之时,而姑试于有事之日,吾不知其可也。故生而悬弧,长而习射,冬而讲武,凡人之所当知者也。诗云:“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又曰:“我战则克。”圣人之所以教者也。余夙有四方之志,每涉猎群书,而尤嗜《孙子》。《孙子》上谋而后攻,“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仁”“智”“信”“勇”“严”,与孔子合。至于战守、攻围之道,批抗、捣虚之术,山林、险阻之势,料敌、用间之谋,靡不毕具。其它韬钤机略,孰能过之?然其言约而该,近而远,未易窥测。今观诸家所注,或本隐以之显,或由粗而识精,或援史而证之以事,或因言而实之以人,于是《孙子》之微词奥义彰彰明矣。故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旨哉言乎!
予奉命督军虔台,进武弁及生儒问之,无有知是书者。故授之以梓,以广其传。
(节选自《十一家注孙子》)
注释:[1]樊川:杜牧,号樊川居士。[2]晦翁:朱熹,号晦庵,晚称晦翁。[3]悬弧:古代风俗尚武,家中生男,则于门左挂弓一张。[4]吉甫:人名,尹吉甫,有文德武功。
译文:
欧阳修文忠公撰写的《四库书目》,提到(为)《孙子》作注的有二十多家。但我所见到的只有这些:汉朝有曹操,唐朝有杜牧、李筌、陈皞、孟氏、贾林、杜佑,宋朝有张预、梅尧臣、王晢、何氏。各家(作注)大多凭借虚而不实的空话,而曹操(作注)却见诸实践行动上。曹操曾另外写成《新书》,手下将领外出征战时,就送一本《新书》给他,将领如果按《新书》做了就能胜利,违背了就会失败。现在《新书》没有流传下来,却在《李卫公问答》里有所表现,《新书》中有关机谋权变方面的论说实际上都源自于《孙子》。曹操作注大多是隐晦不明的说辞,只引导启发不作具体明确的阐述。这就是曹操犹如鬼魅一般的地方。杜牧在自序中说:“孙武死后总共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带兵打仗的人有成功也有失败的,考察一下他们的行事轨迹,都与孙武所写的这本《孙子》的论判一一相互对应,好像圈印模刻出来一样,一点都没有差错。我(对《孙子》要义)的理解就好比在盘子里滚动的圆丸,圆丸在盘中横斜曲直到底怎么走,只能临时推想,不能完全知道所有情况;一定能完全推知判断的,只有知道这圆丸不能跑出盘子这一点。”杜牧未曾带兵打仗,阅读他和当时宰相讨论军事的两本书,说上古的军事思想原本出自儒学,援引古事来证明今事,像用绳墨量裁用刀划解一样清楚。陈皞作的注多指摘杜牧注解的谬误。只不过人各有所见,这些指摘未必就是杜牧的错误。李筌作的注依据《太乙遁甲》,又多方引用各种史料来证明《太乙遁甲》,与现在留存下来的《孙子》注书往往不一样。估计古书散失很久了,孟氏、贾林、杜佑的注,是后来唐代纪燮所汇集的。张预选取在用兵打仗获取胜利方面观点跟《孙子》相合的历代名将,依次给他们编写传,并(据此)对《孙子》多有生发阐明。梅尧臣作的注,欧阳修认为他应当跟曹操、杜牧、陈皞三家权威的注一并流传后世,这一点朱熹已经有定论了。孟氏、贾林、王晢、何氏他们虽然说辞个个不同,各有各的意见,但对阅读研究的人都会有所补益。这也就是这些注能够汇集的原因。
用兵,是件凶险的事情,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然而,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不去平素练习,却在突发战事的时候姑且试用,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可以的。所以,(家庭里)生了男孩就在门左悬挂一张弓(以示尚武),(男孩)长大了就练习射箭,冬闲之时就退而在家讲习武艺,这是一般人都应当知晓的。《诗经》里说道:“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可为万国之法。”孔子说:“有文治的事,一定也会有军事上的准备。”又说:“我(方)只要打仗就一定要胜利”。这些都是圣人教导我们的。我平素就有纵横四方的志向,每每博览群书,但尤其嗜读《孙子》。《孙子》以谋划为上而以军事进攻为后,修明政治,确保各项法制的贯彻落实,论起将领(来)就要谈仁、智、信、勇、严,这些思想与孔子是相合的。至于出击防守、进攻包围的策,抓住敌人的要害而乘虚而入的手段,山林险阻地势的借助利用之方法,预判敌情使用离间的谋,书里没有不完全呈现的。其他人军事上的机谋韬,谁能够超得过它呢?但是,《孙子》的语言简约而又完备,话说得浅近而意旨却很深远,不容易窥测探寻。现在我看各家给《孙子》作的注,有的着眼于在原文隐藏的地方让它显豁,有的着眼于在粗的地方让人们看到它的精细,有的援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它所说的道理,有的依照言论而用具体的人来实证它,这样,《孙子》里面含义隐约的词语、深奥的意思就都彰显明白了。所以说,《孙子》十三篇文章,不只是军人的基本用书,文人也应当尽心学习,这句话有深厚的意旨啊!
我接受军令到虔台督军,交往武官和书生,询问他们,结果没有人知道这本书。所以把这本《孙子集注》交付印刷出版,让它流传得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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