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 中国人的气质——轻视外国人
“勤劳”被定义为对任何工作都持之以恒的勤奋——即对事情毫不动摇的关注。在现今这个世界,勤奋是博得最高评价的美德之一,是仍然会赢得敬爱的一种美德。
大致而言,一个民族的勤奋可以说是厚度、广度和硬度这三维的结合;换言之,它可以被说成是具有两个表示规模的性质和一个表示张力的性质。说到厚度性质,我们指的是勤奋所持续的时间。说到广度性质,我们指的是乐意勤奋工作的人的数目。说到硬度,我们指的是在“持之以恒的勤勉”和“对事情毫无动摇的关注”中所投入的精力。这三个诱因的共同作用,就会形成最终的结果。一个碰巧到此的旅行者和一个久居此地的老侨胞,二者对本地市民的印象尚且不同,而且毫无疑惑,无论是碰巧到此的旅行者还是久居此地的侨胞,就会对中华民族的勤奋坚信不疑。
每位初次来到中国的人,对于中国人的第一印象都会使他形成这样的看法,即这个民族正在社会事务中实践着约翰·卫斯理[1]①所说的那句名言:“尽心尽力,持之以恒。”卫斯理觉得,一个成功的教会就必须遵守这样的原则。在中国,甚少会听到游手好闲的人。每位人看起来都在忙着哪些事情。中国自然也有好多富人,不用工作就可以安享优渥的生活,虽然她们在这个社会中只占很小的一部份,然而,她们的生活也并不像外国人一般所理解的那样。中国的有钱人通常都不会不做事情,她们工作上去那个努力、忘我的程度,并不亚于她们白手起家的时侯。
中国人一般把她们自己界定为士、农、工、商等几个阶级。让我们来分别看一看这种不同的社会阶级,看一看这种阶级怎么彰显出这个民族的勤奋。西方人绝难切身认同中国的教育体制。这些体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的一个特征却总是会造成人们的关注,即它不仅表现勤劳之外并无哪些真正的关切。对于这些有钱订购学衔的人,各类各样的侧门永远是敞开的,这也许会严重地骨折任何一位考生的积极性,而且,这还不是卖官鬻爵最主要的后遗症。各个省份都在责怪,每位职位上的合格候补者都远远超出空缺下来的位置。从最低级别的考场到最高级别的考场,上面永远人满为患,竞争一个职位的考生经常竟有上千人之众。我们若对出席这种考试所付出的心血做一下估量,才能获得一个关于中国人学习刻苦的鲜活概念。
《三字经》中提及过一些模范人物的苦读故事,她们或是借着萤火虫的微光读书,或是把书本绑在牛角上,一边耕地一边温习,这些传统的勤劳,直至明天依然被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程度不等地效仿着。有好多人只通过了第一级考试,便不再下功夫走读书这条路了,但中国人绝不会把这些人视为“士”,只有这些在遍布荆棘的小道上不懈跋涉、终至学业有成的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光荣称号。父亲、儿子和侄子三代人同上考场,为同一级别的同一场考试而展开竞争;不懈地苦读,直至八十岁才获得盼望已久的荣誉,不仅在中国,大家能够在那个国家见到诸这么类的绝妙事例呢?
1889年春,上海的《京报》上刊载了几份关于科举中老年考生情况的备忘录。一位总督报告说,在出席南京夏季科举的考生中,超过八十岁的有九人,还有三人年逾九十。她们都早已完成了指定的考试课目,递交的文章结构严谨,绘画亦属上乘。他还说,这种老年考生在进学以后的六六年间,又出席了近来三次更高级别的考试,假若这第四次再名落孙山,会被授予一个名誉学衔。新乡总督也同样报告,该省有十三名八十岁以上的考生,一名九十岁以上的考生,她们“历经九日之考验,观其行文,措辞甚谨,未有廷臣之气也”。这个记录早已很惊人了,但与广东省的报告比上去还是小巫见大巫,哪里的考生有三十五人年逾八十,十八人年逾九十!大家能够在那个国家见到这样的奇景呢?
假如说,中国读书人的生活是勤劳不已的,这么,农户的勤奋也不亚于读书人。她们的工作如同一位管家手上的活儿那样,永远没有做完的三天。在南方的省份里,不仅仲春时节的一小段时间外,农户们没有任何闲着的时侯,总有大量的活计要干。毫无疑惑,世界各地的农户或多或少都是繁忙的,但中国农户的勤奋却可能是很难被赶超的。
农户阶层是这样的,而对这些为生活所迫、终生都在做苦差事的劳工来说,情形更是这么。一个农户要竭尽竭力地农活,悉心照看每一片青菜叶子,悉心地去除里面的每一只蚜虫,并以更大的耐心不辞辛苦地驱逐这些无穷无尽的蝗虫。同样,一名劳工也要时刻去找寻这些最无意义的活计,只有这样他就能喂饱自己的腹部,就能喂饱他一家老小的下腹。这些时常顺着山间公路旅行的人,往往刚过深夜就被喊上去继续赶车,她们会被告知,起床赶车是一种习俗。但不管你几点上路,都能在路上看见农户们那瘦弱的身影,她们手拿粪耙,身背粪筐,在路上搜救,希望有机会拾到一些畜牲粪。在没有其他的活儿好干的时侯,这就是一件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
人们为生计所迫做两份性质不同但互相衔接的工作,这样的情形也是司空见惯的。北京的船夫在湖泊封冻以后无事可做,就拉起了冰橇,这些冰橇可以提供价钱极低的快速运输。同样,个别地区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也会借助农闲时节的所有时间制做礼帽,编织穗带,现在勤奋,这种手工制品早已大量出口。中国的妇女们似乎总是在纳鞋跟子,虽然是在街头巷尾聊天的时侯,他们也不会停下手里的活计;要么,他们就是在纺丝线。不管怎么,他们总之是不会闲着的。
里面提及的这两个阶层的勤奋,也彰显在商人及其雇员们的头上。虽然是在西方国家,商铺店员的工作也不会是份轻松的差事,并且和中国的店员比上去,西方国家的店员就变得很惬意了。中国的店员们有着干不完的活儿。她们很少休假,活儿很繁杂,虽然也有一些相对悠闲的片刻岁月。
中国的店面总是开门早,打烊晚。那个跃层记帐方法十分复杂,这促使帐房先生们往往要工作到很晚,就能得到收支平衡的结果。没哪些事情可做的时侯,店员们都会坐出来挑拣银锭,找寻这些能卖出好价格的稀罕瓷器。
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劳动硬度最高的阶层,正是那种最受人艳羡、每个有抱负的中国人都趋之若鹜的阶层,即节度使阶级。各个级别的中国高官都有须要亲自处理的公务,其数目之巨,种类之多,同样是令人惊叹的。这种公务处理得成功与否,高官们除了在理论上并且在实践上都负有责任。正在为每晚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我们的工会组织,在听到下边这张日程表后会作何反应呢?这份日程表摘自上海外国使团一名译员所写的关于一位著名中国政治家的报告。“我曾问过一位中国的内阁重臣,他每晚到底有多少例行公务要处理,由于他总是埋怨工作太多,觉得太累。他回答说,他每晚下午两点剃度门,由于他从下午三点到六点要在宫中值勤。作为军机处的成员,他六点到九点之间要在该处办公。
作为礼部重臣,他九点至十一点在刑部办公。他还是刺史成员,每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要在兵部办公。作为外务部的资深重臣之一,他每天下午要在那儿从两点始终工作到五点或六点。这还只是他每晚的例行公务。除此之外,他还经常要去出席一些非常的议事或大会,他不得不见缝插针地抽出时间处理这种临时事务。他甚少能在夜晚七八点钟之前回到家里。”在与这名外国译员这次攀谈以后只过了半年,那位高官就由于超负荷的工作而心力交瘁,最后死去了。我据说这个消息后并不倍感奇怪,同样的惨剧似乎都会发生在好多中国高官的头上,假如她们能否继续工作下去,对政府而言自然是很有益的。
我们在后面早已说过,注明勤奋之规模的性质,既指勤奋的人的数目,也指勤奋所持续的时间宽度,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中国人的勤奋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天色未明,甚至经常是在晚上时分,中国人的三天就早已开始了。当法国的每位宫庭都还安卧在睡神的怀抱里时,中国的臣子早已开始上每晚例行的上朝了。对西方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而且对中国人而言,这却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天子的行为被他的臣子程度不等地模仿,举国上下,莫不这么。北京的铜匠,扬州的锡匠,上海的石雕师父,北京的磨坊老兄,以及南方各市这些梳棉、筛面的工人,全都是夙兴夜寐。
在天亮之前许久,一位旅行者才能见到许多居民,她们已然来到离家数英里远的集市,端坐在黑暗中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天一亮,她们就可以转让她们的青菜了!在西方人吃完晚餐的时侯,中国人的夜市已临近尾声。在某个冬日早晨五点半的时侯,到北京的一条主要街道起来走一走,极少有哪些其他的方法能比得上这样的闲逛,更能给出一种关于东西方两种生活形式的鲜明对比。这些在海边垒砌了一排排高楼大楼并在其中办公的悠闲的法国人,此时似乎还完全不见踪影,而欧洲人却早已塞满了街道勤奋,而且早已出现好久了。还要再过好几个小时,西方人就会挤上人行道,与中国人摩肩蜂拥,惬意安逸地前去下班,而这时,本地人早已干完了她们半天的工作。
约翰·戴维斯爵士[2]①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觉得,中国人在进行着愉快的劳动,这说明,她们的政府成功地使她们满足于她们的现况。她们的这样一种劳动素养,是她们最突出的性格之一,要真正地理解这些性格,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细致的掂量。
接出来要谈的,是表明中国人勤奋之张力的素养。中国人是欧洲人,她们的工作方法也是欧洲式的。企图以我们的模式来对这个颇具活力的民族进行整修,将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她们其实缺少我们所推崇备至的诚信。盎格鲁-日耳曼人不须要哪些来自经书的暗示能够明白,他竭尽竭力做的事情具有如何的重要性,但中国人却很难变换她们的脚步,虽然她们遭到了历史悠久的宗教和哲学的交叉影响。她们拥有数千年间积累上去的经验,她们如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一样,从来不会鲁莽行事。
人们不禁会预想到,总有三天,白种人和黄种人将展开一场空前激烈的竞争。当那三天不可防止地到来时,失败的将是哪一方呢?
所罗门说过一句经济学名言,即勤奋的手可以致富。假如他的这句话是正确的,这么,中国人就理应成为世界上最兴盛的民族之一。毫无疑惑,她们会兴盛上去的,假如她们能在各类美德间谋得平衡,例如,她们其实缺少这些可以被称为“恒久美德”的众多基本素养,而这种基本素养的缺失倒像是“恒久的”。无论怎样,当诚信与忠实这样的品质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抢占了理应抢占的位置,这么(不久的将来),中国人那无与伦比的勤奋就将博得完满的回报。[1]①约翰·卫斯理(1703—1791),东正教卫斯理宗的创始人。——译注
[2]①约翰·戴维斯(1795—1890),英文名德庇时。曾任台湾巡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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