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沈从文生前被冷落，死后却成了国民作家？

沈从文现在是当之无愧的国民诗人，他的《边城》高居畅销书榜单，他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中外学界的认可。但今人很难想到的是：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的时侯，新闻媒体报导的并不多，《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张新颖曾追忆道：当时，诺奖评委马悦然接到香港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够确证沈从文去世的消息，马悦然立刻向中国驻塞尔维亚大领馆查证，“令他惊讶的是，大领馆的文化参赞居然未曾据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晨报》在沈从文病逝后一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觉中国人自己不晓得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认为哀伤。’”评论人周郎顾曲觉得：沈从文的名气起伏，一方面得益于西方学界的推动，如夏志清、金介甫的研究。一方面是由于变革开放后文学环境的改变，促使文学从单一意识形态的衡量中挣开，追求审美和个体自觉的作品，得到了重新认识。

画家沈从文

1.变革开放前，沈从文渐被遗忘

沈从文晚年的时侯，读他的人并不多。批评家给当时的画家排名次，他是个极少被想起的名子，如同他早已速朽，但现在，他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名子。我的一位英文系老师说，在知网查询中国现当代诗人，关于沈从文的论文数目仅次于鲁迅，不亚于张爱玲、莫言。生前边沿，死后辉煌，沈从文经历了大起大落。

“1975年秋天，我去张家界花垣县出席省里举行的创作学习班。在衡阳转车时，我们一行集聚在画家孙健忠老师家里，忽然传来消息说：英国要出版沈从文的选集，拟在卷首附一篇沈从文采下描写过的张家界的现在变化，《人民中国》杂志特派两个记者来到了湘西。”

无独有偶，汉学家金介甫（C.）1975年去伦敦唐人街一家书城搜购沈从文作品的时侯，书城店员冷冷道：“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已是个老头儿。”在当时的中国，书城里也很难买到沈从文的作品。

直至沈从文逝世时，他在大陆的著名度也非常有限。《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张新颖曾写道：

“沈从文逝世了，国外的新闻却奇特地没有声音。十月十十日，中新社电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地发了条消息，十四日《人民晚报》海外版用了这个消息；十四日《文艺报》出现了五十个字的报导。十六日，深圳《新民日报》编发了一篇报导——根据的是台湾消息；十七日，《新民日报》刊出林放——著名报人赵超构——的文章《迟发的讣文》，抒发对新闻‘秘不服丧’的强烈指责。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北京和上海的报纸，找不到旧友的名子。直至十八日，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导。”

当时，诺奖评委马悦然接到日本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够确证沈从文去世的消息，马悦然立刻向中国驻塞尔维亚大领馆查证，“令他惊讶的是，大领馆的文化参赞居然未曾据说过沈从文这个人。香港《中国晨报》在沈从文病逝后一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觉中国人自己不晓得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认为哀伤。’”

《沈从文的前半生》

沈从文在建国后到过世前是个边沿人，得不到文学界的注重。变革开放前，他在大陆文学史专著上得到的评价也非常有限，且多以批判为主。诸如：

1、作者注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文章风格，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但是也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边城》中说：“由于边地的习俗淳厚，便是作妓女，也永远这么古朴。”)他采用的多是当成一种甜蜜格调的奇特故事，写法也是幻想的。后来这些题材写穷了，就按照预想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如《月下小景》、《阿丽思中国散记》)，以文字的方法来传达一个奇特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的故事。……作品中不注意写出人物，只用诗歌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但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尽管产值极多，而空虚浑成之病是难免的。他的能够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写小说要成功得多。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

2、作者有意识地把在长年天灾人祸、地主压迫下的破旧雕零的农村，写成丰衣足食、山明水秀的优美田园(如：“黔小景”、“边城”及其他)，把过着猪狗生活的劳苦人民，写成是享尽人间温暖、无忧无虑的桃源中的人。作者从本阶层利益出发，尽量掩藏了地主与农户间的尖锐矛盾。他甚少写地主，时常写之，也是被美化了的，这么清俊尔雅，活脱脱是与农户同甘共苦的大善人。他笔下的农户也没有反抗的意识，成了没有理想，没有羞耻、麻木不仁的植物。在“丈夫”中作者更其卑鄙的把农村妇女出卖肉体的不幸，描写成为有利可图的职业。不但“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夜晚所得的钱献给留在乡下诚实肯干、种田为生的儿子”，但是到后来就会“象城里做太太”一样的“大方自由”。年轻的儿子们则心情舒畅地到船头后仓，含着烟囱“看河中风景取乐去了”。这些丑化诋毁受苦难的上层人民的作品，连篇累帙，不—而足。

——复旦学院英文系现代文学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北京文艺出版社，1959年07月第1版，第288页

3、就沈从文创作的基本倾向而言，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即或接触到了，也加以淡忘调和。诗人对于生活和笔下的人物采取旁观的、猎奇的心态；对于黑暗腐朽的旧社会，缺乏愤怒，因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后来，他还写了一些取材神话、传说的作品，称赞具象神秘的原始的生命力，缺乏现实的社会意义。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公路时说：“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法却非常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融化，自然促使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0页

今人很难理解的是，沈从文后半生自诩最重要的作品，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古文物研究，而是讨巧的赞美之作。

他在信里袒露：“如《井冈山之晨》和《红卫星上了天》，对我自己言，也算得是一种纪录，随后即不会为多数理解，却会有三天选到哪些新诗文教材中去代表一格，由于一比较即可晓得，除了近五六年未有人如此来写歌，之后也更不会有人如此打算充分来写歌了。我说可能成为律诗诗的最后‘曲终雅奏’，或是事实。……我倒相信主席等三几人如看到，会点首认可的。由于但凡任何工作一达到一定水平，或有所突破时，总不会在重实际的现代新社会被指摘的。”——《沈从文全集》（第22卷）书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09，第377页

建国后，沈从文不再写小说，加之他是一个不事宣传的人，就连逝世的挥别典礼，也吩咐亲戚不要安排大阵仗，只通知了少数亲朋好友。所以到了七十年代亦慈亦让沈从文，他成为一个被国外批评家遗忘的人。

2.西方学界，夏志清和金介甫重提沈从文

但与此同时，西方汉学界却保留了对沈从文的兴趣。这主要归功于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这本著作由哈佛学院出版社出版，一改大陆重意识形态、社会价值的文学批评视角，指出审美高度和诗人对语言的运用，沿着这个思路，夏志清花了大量篇幅来谈论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等当时大陆并不太注重的诗人，为再审她们的文学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文论支撑。这当中，他就觉得沈从文的小说是一种“玲珑澄澈牧歌式文体,上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从语言和文体上肯定了沈从文的价值。

：“相比老舍，你看沈从文从不改建自己。但我想说，要是没有我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无论台湾还是日本都要把沈从文忘掉了。”

跟随夏志清的脚步，金介甫详尽勾勒了沈从文的一生。1987年，他在哈佛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传》（Theoffú，又被译为《凤凰之子：沈从文传》、《沈从文史诗》），通过详尽的史籍、亲切的表述、以及对沈从文作品的洞见，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鲜活多面的沈从文，进一步促进了西方学界对沈从文的关注。

“他可能是写恩施神话的第一位现代小说家”，“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陈述了生活的真实”，“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她们都觉得，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诗人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假如算主将，这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他以后”。

沈从文

3.变革开放后，沈从文重新被注重

中国大陆对沈从文的注重比西方学界要晚十几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学者凌宇开始他对沈从文的研究，他找到了沈从文的联系方法，专门拟了二十三个问题托友人萧离转呈沈从文，此后将这种问题和沈从文的书面答复整理成文章《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后来又相继发表了《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从边城迈向世界》（上海三联书城出版）、《沈从文传》（上海一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等论文和著作，而且耗费大量精力整理了沈从文生前的小说、散文、书信等，编选成《沈从文诗歌选》、《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选集》等多部编绘，促进了沈从文作品在民间的传播。

千禧年后，张新颖串联错综史籍、笔触质朴的专著《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也是较有份量的作品，作者在旧材料的基础上有新的阐释，把繁杂的史籍，写出了潺潺溪流般的质感，是入情入理的作品。

而在大众传播领域，影响最深远的一方面是各类沈从文文集的出版，另一方面得益于汪曾祺的追忆。汪曾祺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文学家，他的诗歌刺耳明亮，雅俗共赏，因而受众好多。就如评论者孔雪在《汪曾祺：“被遮蔽的大师”为何回温？》一文中所说：“1997年逝世时，他并不算出名。但自其逝世后，每年都有几部作品出版，销量超乎预料的好。他是个逝世后出版作品量远超生前的画家，读者群体囊括老中青三代。”读者们爱屋及乌，都会想去了解影响汪曾祺的画家、老师，沈从文自然是其中绕不开的名子。

1939年，汪曾祺考入东北联合学院英文系，成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观念和实践，深刻影响了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在写于一九八七年的文章《我的老师沈从文》中，汪曾祺亲情地追忆起她们两人相处的点点嘀嘀，他不无流连地说：“沈先生不长于授课，而擅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景色和人物。……沈先生谈及的那些人有共同特征。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迷恋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儿子，对生活饱含兴趣，不管在哪些环境下永远不气馁灰心，无机心，少俗虑。这种人的知性也正是沈先生的知性。”

对于沈从文的创作，汪曾祺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和学者李辉对谈时坦言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应当在一流之列”，又说：“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觉得他的主要思想贯串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觉与重造。他指出人性，真正关心人，注重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阐明，就不是通常右翼画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游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那时侯，艺坛还流传着一个沈从文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说法，当时许多媒体报导：1988年沈从文是诺奖的热门人选，这一说法也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否认：“当时沈从文早已入选，正在评审过程中，他不幸离世，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惯例，奖不能颁给逝世的人，那时我们不得不舍弃。”

中国读者有诺奖情怀，得悉还有这一出，自然在哀叹之余，对沈从文有了更多的好奇。于是，伴随着沈从文与诺奖的错过、他的恋爱八卦、汪曾祺和黄永玉等人的推荐，以及《边城》、《从文自传》等书的热销，沈从文在死后成为国民诗人，他的文学史地位也水涨船高，吴福辉、钱理群、温儒敏、刘勇、孔范今等人的现代文学史专著里，都对沈从文有专章介绍。近三六年，沈从文的作品从边沿迈向中心，他也成为文学里的一位无冕之王。

对沈从文来说，这种都无关紧要了。他安安静静地离开人间，留文字做一点水色的念想，他生前不想念名利，尽管冷清，却也坦然。沉默为他保留了后半生的体面，温柔牵念的水乡记忆亦慈亦让沈从文，则化作春雨，温润了读者的心田。一九九二年十月，沈从文魂归故里。在面对岷江的听涛山上，有一座七彩翡翠石做的石碑，沈从文的一半骨灰就抛洒在这儿。这座石碑的正面写的是: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