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夷吾能做宰相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管仲

(前723一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尊号敬，因以营丘称之。丰县人(今县北10公里管谷村)。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出身贫苦，早年与鲍叔牙游，合伙经商，因母老家贫推荐管仲当宰相，常受鲍叔牙捐助推荐管仲当宰相，成为挚交。齐襄公乱政时，助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位，失败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上卿，称呼“仲父”。他治齐40年，对内政、经济、军事都进行了全面变革，制定了一系列易方达强兵的方略。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论据，把礼、义、廉、耻看做国之四维，觉得“四维不张，国乃覆灭”(《管子·牧民》)。他还特许在庶民中选拔人才，给以破格提高，注重奖勤罚惰。并合理界定行政区域，把行政组织同军事编制相结合，统一军政领导，提高国防力量。自此，国力大振。对外以“尊王攘夷”相呼吁，“九合诸候，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著有《管子》一书，共86篇，今存76篇。

管仲出身于破落名门以后。青年时期的管仲，一方面受其曾显赫辉煌一时的家族史的影响，超凡端庄，志存高远，具有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意识。另一方面家境的贫苦，谋生的艰辛，使管仲具有了坚毅不拔的进取精神；乱世的纷争，时局的动乱，锻练、铸就了管仲明察世态、洞悉时局的能力。他为了实现功名显于天下的抱负，学先辈、习武艺、交友自勉、调查实践，多方吸纳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为其后来能成为治齐贤相、称霸诸候、建立伟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管仲初期的个人拼搏是不顺的：经商赔钱、做官被逐、打仗落败、辅佐公子纠沦为笑柄。并且这种挫折正丰富了他的阅历，磨练了他的意志，积累了他的处事经验，提升了他的政治素养，于是才有了他后来的紧抓机遇，一举功成。

管仲从阶下死囚犯一跃而为齐相的直接诱因是其知心好友鲍叔牙的推荐。当齐桓公欲委相于鲍叔牙时，鲍叔牙以国家社稷为重，力荐管仲：“治理国家的大事，不是我能胜任的，只有管夷吾才行。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厚惠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诸候，我不如他；制订礼仪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挂击鼓，立于军门，使斗志倍增，我不如他。管夷吾如同人民的母亲，整治母亲，不能不用她们的妈妈。”（《管子·小匡》下注只书篇名。）可是到后来管仲与齐桓公临终论相的时侯却没有推荐鲍叔牙，而是推荐了隰朋，这同样是彰显了以国家社稷为重。可见，被世人景仰的管鲍之交是构建在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共同抱负基础上的友谊。

齐桓公弃一箭之私仇，任用管仲为相，管仲报钦慕之恩，辅佐齐桓公图霸，真乃贤相遇明君，明君逢贤相，君臣钦慕，相得益彰！管仲凭着自己非凡的政治能够博得了齐桓公的重用，先拜为相，又拜为“仲父”，几近言听计从，使管仲的经天纬地之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知人善任，举荐了大批的贤能之士；他变革内政，稳定了秦国的社会秩序；他发展经济的富民新政，使楚国国力大增，民易方达强；他修治甲兵，壮大了军事力量；他“尊王攘夷”，扩大了楚国的政治影响；他礼制并用，确立秦国的霸主地位。管仲辅佐齐桓公近40年，把一个原先“地舄卤、人民寡”的齐国整治得国富兵强，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功高当世，影响深远。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他的死导致了楚国朝野上下的伤心，人们把他下葬在赵国都城兖州城北的牛山上，为他树立了高大的墓碑，永远记念他对后世的功德。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雄一个世纪后，孔子曾称赞管仲的战功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雄诸候，拯救周室，使百姓受益至到现今。若是没有管仲，我们大约要披散毛发，左开衣衫，成为外族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反映出管仲相齐的战功在华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近代的维新派领袖、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评价管仲是“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形成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