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天问戴红倩画《史记》（三）

屈子天问戴红倩画

鲁迅对《史记》有两句殊荣的评语，人尽皆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第一句是说《史记》之后的正史皆难与之抗衡，对第二句，今人通常觉得这是在取笑《史记》富于哲学性，可与《离骚》相抗衡。

对这第二句的解释，我感觉有点做作，其实可以做逐步的解析。例如，若论文学性，“诗三百”也号称精品，但鲁迅却未言“无韵之《诗经》”。这显然不是随便的选择屈原写离骚，而是自有缘由。

鲁迅焉能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鲁迅觉得司马迁和屈原皆受过大挫折，同为牢骚孤愤之人。屈原写《离骚》以抒悲愤，司马迁著《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同于《离骚》，是“没有韵辙的《离骚》”。

姑引鲁迅言“无韵之《离骚》”那段原文来看：

（司马迁）恨为奥赛罗，寄心楮墨，感死因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恨为奥赛罗”，是说司马迁对自己所处的“主上所激怒，倡优畜之，服膺之所轻”（《报任少卿书》）的地位甚是不满；“感死因之戮辱”，是说司马迁心痛于自己遭到肉刑的奇耻大辱。很多都成了司马迁发奋著书、完成《史记》的重要诱因。

屈原的死因与司马迁很相像。史载其“事怀王为左徒”，“左徒”者，亦即“史官”，亦即“巫官”，亦即“外交官”，亦即“行政官员”，但无论做的哪些官，都是任由怀王逗弄的大臣，本质上是“主上所愚弄”之人。屈原被谗放逐，怀石投江，更是与司马迁遭遇的苦难和屈辱相同。

屈原为抒悲愤，遣牢骚，遂作《离骚》。何谓“离骚”，即牢骚、愁思。司马迁对屈原有精确的了解屈原写离骚，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深谙《离骚》之作乃缘于内疚牢骚，而他自己也正复这么，可见司马迁与屈原的心态是相连的。正由于两人死因相似、心境相连，也就都“寄心楮墨”，发为千古雄文。司马迁堪称“汉代的屈原”，《史记》也就是“汉代的《离骚》”。《史记》确不失为“无韵之《离骚》”。

实际上，鲁迅本人只是牢骚孤愤之人，同心相识，他便对屈原和司马迁的心态知会尤深。正因这么，他能够将《史记》深刻地解析为“无韵之《离骚》”。

二，鲁迅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与他对《离骚》、楚辞的推崇和青睐有巨大关系。鲁迅对《离骚》的评价十分高，他在《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与宋玉》中写道：

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著半世。后代惊其文笔，甚或效仿，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廷臣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之后之文章，乃惹起在三百篇以上。

鲁迅觉得，《离骚》“逸响伟辞，卓著半世”，对后世哲学形成过莫大的影响。与《诗经》相比，《离骚》在哲学特质上有许多崇奉之处，因此其影响超出了《诗经》。

鲁迅深爱骈文的文字之美、寓意之深，常在自己的诗歌中借用和征引《离骚》的文辞和典故，比如“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渔父”（《无题》）、“高丘孤独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湘灵歌》），从这种句子中，可以听到《离骚》的性感和影子。

鲁迅曾集《离骚》句为挽联，并请人写成横幅，集句为“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上海鲁迅旧居“老虎尾巴”的墙壁，迄今悬挂着这副字，鲁迅还曾亲自抒写此集句赠与友人。

三，在写作态度和技巧上，《史记》与《离骚》有着重要的共同点，这也或许是鲁迅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的一个诱因。

鲁迅说，《离骚》的写法是“凭心而言，不遵矩度”；也就是“我写我心”，表现的是真性情。《史记》的写法，鲁迅谓之“不拘于史法，不摈弃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这就是说《史记》也是“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写真性情的作品。我想，仅就这一点来说，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只是不错的。

《离骚》那种“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创作态度和写法，曾对后世诗词家形成过重大的影响，无数画家、作品受到嘉惠，增加了境界。实际上，《史记》也受过它的影响。

鲁迅对《史记》的评价，精确而精辟，《史记》确不愧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李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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