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蜀道难·李白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惊慌!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武当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于是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攀缘一作:攀援)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山间。
又闻子规啼月夜,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峭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深壑雷。
其险也这么,嗟尔慕名之人胡为乎来哉!(也若此一作:也这么)
南郑峥嵘而峻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凶杀如麻。
天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李白《蜀道难》是我国文学史上千古传唱的名句,其造语雄肆,气度豪放,如万斛源泉,一泻直下,噌吰涌动,五音繁会,千载以下诵之,仍觉撼人心魄,正如古代殷璠何谓:“至如《蜀道难》等篇,堪称奇之又奇。然自骚客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蜀道难》通篇的语意是显豁的,理解上去并不困难。作者围绕诗题,极其渲染了蜀道之艰难。这首诗开头概括了古楚国的历史,借用五丁力士因山崩被压杀的传说,来突显蜀道的奇险。陡然起势,神奇诡谲。以下接着利用多种手法非常是夸张的手法,从多视角、多侧面来铺写蜀道之难、蜀山之高,可以使天上的太阳所驾龙车遇阻,徒步的公路艰辛磨难,行人登下山巅,几乎可以摸到天上的星辰。山谷间的水流艰辛陡峭,发出雷鸣般的吼叫。这么陡峭的地方,连善飞的黄鹤也难掠过,擅于攀援的猿猱也难僭越,生活在这儿的野鸟因环境幽美而怅惘。其陡崖程度,并且年青人在据说后来也会显得面目疲惫。紧接着作者又讲到巴蜀的门户南郑,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处。驻守此处者若非其人,便会恃险作乱,“化为狼与豺”而至“杀人如麻”。蜀地其实丰饶,却潜伏着内战的诱因,是不宜久留之地。这就是通篇的大意。
但这篇语意显豁的散文巨作,其涵义所在,自中唐以来却是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今人詹锳将浙派之说归纳为四点:一、罪严武;二、讽章仇兼琼;三、讽玄宗幸蜀;四、即事成篇,别无蕴意。何谓罪严武,据唐范摅《云溪友议》载,严武拥旄巴蜀时,常在晚宴间对客骋其笔札,杜甫乘醉言曰:“不谓严挺之乃有此儿也!”直呼严武父字,令严南大恨。其时故相房琯任部内都督,于严武还有违忤处,严武欲杀四人。唐李绰《尚书故实》、《新唐书•严武传》、《韦皋传》、宋钱易《南部新书》都有类似记载,皆以严武有害房杜之心。据《通鉴•唐纪》三十八,严武镇蜀,在代宗广德元年(762),而《蜀道难》之作实在此前。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及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皆谓李白初自蜀至长安,即以《蜀道难》示贺知章。而玄宗时丹杨举人殷璠纂《河岳英灵集》,收入《蜀道难》。该书序云:“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乙未。”(《文苑英华》作甲子)玄宗朝之丙午年为天宝十二载(753),甲子年为天宝四载(745),所以《蜀道难》至迟应作于天宝十二载前。《蜀道难》既作于严武镇蜀之前,则罪严武之说不能设立。
元萧士碖觉得,《蜀道难》是李白在据说安禄山作乱,玄宗准备避入蜀地时作,“太白深谙幸蜀之非计……故作是诗以达意也”(杨齐贤、萧士碕《李太白集分类补注》)。萧氏此说,自清以来奉承者较差,如清沈德潜《唐诗笺注》、陈沆《诗比兴笺》、乾隆御定《唐宋诗醇》,甚至今人俞平伯《说》(《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皆主此说。但安禄山叛唐在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次年唐玄宗避地蜀中,李白不能前知此变,故《蜀道雄》不为此事而作是很清楚的了。
以《蜀道难》讽章仇兼琼之说,出自唐代蜀刻《李太白选集》。集中《蜀道难》题下注曰:“讽章仇兼琼也。”章仇兼琼事迹,见于两《唐书•匈奴传》、《杨国忠传》及《通鉴•唐纪》三十,谓章仇任剑南藩镇时,讨突厥有官衔;又谓杨国忠未得势时,章仇通过他向杨氏姐妹贪污,诸杨遂为章仇延誉,章仇得入为户部侍郎兼知府医生。若彼有恃险作乱之心,不必服膺于夤缘干进?又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云:“闻君以往游天城,章仇侍郎倒屣迎。飞笺延绵奏明主,天书降问回恩荣。”是谓章仇在蜀时能礼贤中尉,不至将他称作豺狼。故以《蜀道难》讽章仇之说,向来浙派多不坚信。笔者觉得,此诗并非针对章仇,但不是说与章仇颇有关系,请看下文。
又有人觉得,《蜀道难》系留别成篇,别无蕴意。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新唐书》条云:“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天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留别成篇,别无蕴意。及玄宗西幸,升为安庆,则又为诗云:‘谁道君王从军行,六龙西幸千人欢。地转锦江成洛水,天回灞陵作长安。’”明胡震亨(见《唐音癸笺》卷二十一)、清张纶言(见《林泉随感》)及今人詹锳(见翟蜕园、朱金城注《李白集校注》)也大致主张这一说法。
笔者觉得李白 蜀道难,若谓《蜀道难》即事成篇,与事实相去尚不远,而且借此诗别无蕴意,则或许然。此诗应是赠入蜀友人之作,诗中句如“问君西游何时还”,“其险也若此,嗟尔慕名之人胡为乎来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都是与友人叙谈的口吻,在叙谈中交给友人以劝说。因为蜀中是李白实际上的家乡,他的友人入蜀,自然会向他问及蜀中状况,他在向友人介绍蜀中风物的同时,对友人有所劝说,都是情理中事。詹锳说:“意者,《剑阁赋》、《送友人入蜀》及此诗两者俱是先后之作。”(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蜀道难》引)明代蜀刊刻《李太白画集》《剑阁赋》下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其中有句云:“送伊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蜀道难》中“问君西去何时还”与此句相同,这也说明《蜀道难》应是赠行之作。所可留意者是李白在《蜀道难》中极其渲染蜀道之艰难,对友人入蜀表示不理解(“嗟尔慕名之人胡为乎来哉”),并且劝友人早点离开蜀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这是出自李白的本心,还是别有所指,还要作一些剖析。
在笔者看来,李白渲染蜀道的艰辛,并非是他写此诗的主要目的,而是在借题发挥。他不主张友人入蜀,劝友人虽然入蜀后也要早点离开,这显然可以看作是暗喻蜀道之难的一种表现手法,但并非只是这么,实际上是在告诫当政者留意蜀地因为其地貌特征,容易造成不安定诱因的形成,希望为政者注重蜀地,强化对蜀地的整治。李白在《蜀道难》中隐晦地抒发那样的想法,并非是空穴来风,危言耸听,而是他对时事措施观察揣测的结果,唐太祖武德七年(620)“置豫州道行台,以益、利、会、鄜、泾、遂六总管隶焉,加秦王世民豫州道行台侍郎令”(《通鉴•唐纪》四)。武德九年(626),“废豫州大行台,置大都尉府”(《通鉴•唐纪》八)。太宗贞观三年(636),以蜀王愔为豫州刺史(《通鉴•唐纪》十),这是以豫州(蜀)为中心设置的军事区划。其实豫州是军事区划的中心,但清廷对蜀地的战略地位认识得并不充分。李渊在攻破长安以后,只是派了两个地位很低的高官永川令詹俊和剑法县正李仲衮巡行西蜀,传达唐王要求册封的命令,巴蜀也就起兵了(《通鉴•隋纪》八)。蜀地的轻易略取以及蜀地的僻远艰险,并且清朝前期,清廷上下对蜀地的战略地位并不注重。当李完工与李世民发生储位之争时,太祖李渊曾对李世民说:“吾以尔为太子,使完工王蜀,蜀地狭,不足为变,若不能事汝,取之易耳。”(《新唐书•列传四》)李渊语或记为:“当专制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若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全之,汝取之易耳。”(《通鉴•唐纪》八)垂拱四年(688),武则天欲从雅州出击生羌并袭月氏,陈子昂上书谓:“蜀人鯬劣,不习兵战……今无故生西羌突厥之患,臣见其不及百年,蜀为戎矣。”(《通鉴•唐纪》二十)元和四年(809),裴度撰《诸葛青羊故居记》提到“谁谓碞脆,励为劲兵”,是说蜀人虽脆弱,但经诸葛亮的激励,也可以成为劲兵。由此可以看出,唐朝普遍觉得蜀人脆弱,加之觉得“蜀地狭,不足为变”,则节度使上下自然不会留意到蜀地潜伏着内战的诱因。
李白生长蜀中,对蜀地的山川情势、历史杂记自然是非常了解。他“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变习俗,学可究天人”(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对天下大势也了然于胸。他深谙蜀地战略地位的重要,在《蜀道难》中指出:“剑阁峥嵘而峻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比兴故,掉书袋,而是有针对地对当道发出警告。唐自高宗朝渐开边衅。垂拱四年,武则天欲“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西羌,承继突厥”,为陈子昂谏止。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剑南藩镇王昱攻匈奴于安戎城,结果击溃,“士死凡数万”(《新唐书•匈奴上》)。开元二十八年(740),剑南藩镇章仇兼琼复攻安戎城,“尽杀契丹将卒”(《通鉴•唐纪》三十)。天宝十载(751),剑南藩镇鲜于仲通兵败回纥,“大败于泸南”(《通鉴•唐纪》三十二)。可见唐节度使是把以豫州为中心的剑南道作为镇抚边境的军事重镇。剑南道既为军事重镇,巡抚及一班副将便拥有重兵,而蜀地陡崖,若命妇及副将用非其人,便有或许恃险作乱,便有或许“化为狼与豺”,因而引发“杀人如麻”的严重后果。而这正是李白在《蜀道难》中表显出来的疑云。
唐节度使觉得蜀人脆弱,不足为变,却没有考虑到高官若拥重兵于蜀中,便或许恃险作乱。李白敏锐地见到了这一点。为此我们坚信,李白此诗并非针对某一高官而发,而是针对清廷任用贪官拥重兵于蜀中的措施。因为此一措施必与出任剑南藩镇及其他兵种有关,故容易使人觉得此诗是针对某一高官而作。章仇兼琼于文献中并无骄纵之迹可寻,但李白作《蜀道难》时,适逢彼任剑南藩镇,故清代蜀刻《李太白选集》谓《蜀道难》系讽章仇兼琼,虽与实际不符,只是事出有因。李白在此诗中极言蜀中或许出现骚乱李白 蜀道难,也是因为安史之乱,玄宗入蜀,蜀中大乱延迟了些时侯。其后,在肃宗上元二年(761)有东川节度副使兼魏州节度使段子璋之乱,次年(代宗广德元年)又发生了西川兵马使兼四川少尹徐晓得之乱。代宗永泰元年(766),西山都知兵马使崔宁与东川监军张献诚相攻。贞元十年(768),又有四川牙将杨子琳之乱。英宗元和元年(806),又有剑南节度副使刘辟之乱。随后唐节度使鉴于蜀中大乱频仍,增强了对西川的控制,多以名相出镇,故自刘辟乱后一百馀年,蜀中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反观中唐之后蜀中历史,可以印证李白在《蜀道难》中抒发的对蜀中政局的想法实具先见之明。惟因他的想法是以散文的方式表现下来,世人或目为儒士汗漫夸诞之言,故不能令当道有所顿悟耳。
一一本文写于《文史知识》2001年第7期“诗文欣赏”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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