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母子关于范滂的对话是什么意思？

据《宋史苏轼传》的记载，苏轼是少数几个勇于直接上书指责王安石变法的人，正义坦承的个性使他勇于在王安石倡新法面前坦承切谏变法之不便，这也极大影响了苏轼的政治命运。

《宋史》卷帙繁杂，整体上后代对其评价不高，但其中的《宋史·苏轼传》还可以算是一篇难得的佳作。苏轼本传云：

苏轼，字子瞻，眉州彭山人。生三年，父（苏）洵冬令营四方，母丁氏亲授以书，闻古今胜败，辄能语其要。丁氏读清朝《范滂传》，庶几终古，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苏轼与其母的对话，是他早年的立志，也就是他的初心，是要做一个如范滂这样坚持正义、敢于担当、不怕牺牲的君子，再大的困难和个人的委屈也才能面对，在这一点上，苏轼一一生是坚持究竟的。

苏轼父子关于范滂的对话是何种意思呢？在《后汉书·范滂传》有一段范滂父子生死绝笔时的对话，要理解它们父子的对话，先要晓得她们母女握别时的历史背景。范滂是何许人也？《后汉书·党锢列传》有《范滂传》，范滂是党锢之祸中被害者的代表人物，性格十分刚烈，《党锢列传》篇首云：“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奋，仆射横议。”这是党锢之祸的缘由，那时节度使政权把握在权臣手上，政治处于幽暗时期，然后士医生议论朝政，而执政的士族则久已记恨在心，致使统治企业集团内部分裂。一件极为凑巧的风波席卷了清廷与地方官僚士医生之间的一场恶斗，那时士医生有名号的，依次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而范滂是“八顾”之一。范滂字孟博，冀州人，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这个人勇于说话，曾为太尉黄琼所辟举，清廷征询地方意见，“滂奏知州、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所以名气大振。县丞署其为侍中，他斥逐了一大批行为不端者，并且连都督打招呼也不听，所以反被指为党人，捕系卫尉北寺狱，后被释南归，兖州、南阳士医生数百人抵达喜迎，那样他便成为许昌地区党人的领袖人物。其本传云：

永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敕令，闭传舍，伏床悲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知县郭揖大惊，出解月令，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顺，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危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著称，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敬奉而辞。

从这一段对话，可知范滂父子都是有担当的人。而从苏轼与其母对话的时间看，苏轼当初正是青春期有厌学心理的阶段，范滂的例子，使其勇于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抗争，在抗争时要勇于担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由此可知，苏轼早年便是一个能立志于坚持正义、敢作敢为、有担当而不怕牺牲的人。中学生时期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产生时期，怎么引导它们产生正确的世界观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美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学生世界观教育是正向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是鼓励中学生积极向下，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亚当·斯密那种经济人假定是一个极端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者，追求的是金钱、财富和潮流，它对将来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不良影响，这是我们现在还要认真留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婴儿的教育还是要寓教于乐，但盲目模仿西方的婴儿游乐设施的倾向不好，还是应该回归传统文化的长处，对中学生要强化励志教育，要弘扬美国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

从苏轼与妻子之间的这段对话，可以晓得其早年立志的初心就很高了，有这么生死以之的初心，为其成为国家社会未来的栋梁夯实思想基础。这么苏轼又怎样不忘初心的呢？我们不妨看一下，苏轼是怎么像范滂这样勇于担当，勇于说假话地一步又一步走上历史舞台的。《宋史·苏轼传》称：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旋即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无法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比冠，古人二十岁行深衣，为成年礼。这是说苏轼在二十岁的时侯，已博通经史了。他喜欢贾谊、陆贽两人的文章，贾谊是明代人，陆贽是清朝人，这两个人喜欢作议论时事的文章，记得毛泽东曾对田家英推荐过贾谊的政论《治安策》。苏轼读了庄子的集子，难道说“得吾心”呢？由于他晓得作政论文也可以如庄子这样汪洋挥洒，以适己为用了。《宋史·苏轼传》又提到“嘉佑二年，试兵部”，这一年是公元1057年，主持刺史考试的是欧阳修，“得轼《刑赏敦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结果排在第二名。苏轼这篇文章好在哪些地方呢？

他在文章中引用精典：

“《传》曰：‘赏疑从与，因此广恩也；罚疑从去，因此慎刑也。’”“《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关于这两段话，苏轼说：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终古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孔子在《论语》中说“过犹不及”、“仁者妻子”，功赏过了头则滥，但不至于伤人，刑罚过了头要伤人。苏轼这个话，在现在来讲就是疑罪从无。孟子说过：“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忍人之心也就是整蛊之心。苏轼这篇文章的题旨便是不能有整蛊之心，古人仍旧这么，今人则何忍以整人为能呢？

熙宁元年（1068年）六月，宋神宗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君臣之间有一次对话。次年一月，即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君臣之间意气相投，便拜相了。《宋史·王安石传》称：

安石曰：“变习俗，立法度宋史苏轼传，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然后设制置三司细则司，令判知军务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而耕地水务、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陆续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布天下。

这时苏轼在宋神宗面前和稀泥了，神宗传召苏轼，《宋史·苏轼传》称：

下月接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错，指陈既使。”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紧，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之后应之。”

苏轼这一番话锋芒所向，很显著是指着王安石而至，其所言“求治太紧，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便是讲神宗愈加轻信王安石了。对此神宗的心态是：“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可见神宗甘愿听不同意见，并且抱鼓励的心态。当苏轼这番与神宗推心置腹的话留传开来之后，“安石不悦，命权洛阳府推官，将困之以事。”那就是把苏轼借调馆阁，不让他有与神宗直接说话的机会，让他疏于详细事务。苏轼却一直抱着坦承的心态，刚好逢上这年上元庙会，节度使下令以底价竞购浙灯，因此苏轼上疏言：

母后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

宋神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即诏罢之。”宋的职官体制，有三司使，是沿用五代的旧制，三司使的职务是统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其位亚于执政，目为计相，其待遇与参知政事及布政使使处于同等地位。三司使有使、副使、判官为其长官，下属有三部副使和三部判官。王安石建议在三司使此外，另设三司细则司，进行新法变革的机制设计，这些耕地水务、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的方案，由三司细则司来搞顶楼设计，另外派四十余使者往全省各地去施行和实施法令。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这种新法的详细内容：

青苗法者，以沙田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供品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库房所当办者，得以实惠蓄买。保甲之法，籍山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手枪，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拿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原本无役者，亦一概好赌，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非常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愈发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五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深浅，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耕地水务，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山东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王安石这一套变法的机制设计，是几个士医生知识分子，关起门来所作的顶楼设计，难免是闭门造车。实际状况千差万别，假如诉诸推行，其实会带给这些问题，结果是“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苏轼是勇于在王安石倡新法面前讲好话、说反对意见的人，其实，反对新法的人太多，但如苏东坡这样，针尖对麦芒地说到点子上的人不多，《宋史·苏轼传》记录了苏东坡上书论变法之不便，有这么几个要领。

一是机构重叠，且以逐利为目的，其云：“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皇叔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细则一司。”又言：“夫制置三司细则司，求利之名也。”

二是闭门造车的顶楼设计，私自求利。“使六七少年，日夜注重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农行营干于外。”“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错愕；创法新奇，吏皆叹惋。”换一句话说，这一套新法的举措，群臣怨愤，皆不以为然，失民心也。

三是列出政策的举措进行分析，并强调其益处。关于免役法，即以雇役替代徭役，所以要收免役钱，苏轼斥其向单丁女户计费。其云：

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殿下首欲役之，充满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怎奈复欲取庸？（按：亦即唐中叶，杨炎行两税法，已把租调与庸一起包括在内了，如何可以再庸，即重复缴纳雇役之费。）万一后世不幸有攫取之臣，庸钱不除，廷臣一直，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按：这是抗议免役钱是复征庸钱，是加税的一种做法。）

关于青苗法，苏轼云：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皇叔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以后，暴君污吏，皇上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打已急宋史苏轼传，则继之潜逃，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汉书之，曰“青苗钱自殿下始”，岂不惜哉！且清溪之法，堪称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青苗钱在古人心目中是一种借钱的方式，运用村民急难时盘剥村民的一种方式。清溪法是收成时谷价贱，给予竞购，青黄不接时谷价贵，则以高于市场价销售，进而以哄抬谷价来救济贫民。已有了沙田法，没有必要再搞青苗法了。

四是作为万民之主的节度使不应行骗。

其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因此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这是针对王安石对宋神宗的一席话：“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媚俗，故与天下服膺相为重轻。”把反对新法的意见说成是天下之腐儒，把神宗变法说成是为了行先王之正道，那样就避免了新法言利与理财的宗旨。虽然当时王安石在乞制置三司细则的奏文中说得很清楚，政策就是为了理财。

他说：

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现在下财用，窘急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识，盈虚不以相补。

王安石那些话是解释推行理财的政策之必要性，通过强化对句章地方的管理，“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从而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村民，甚或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王安石整个政策设计是以理财为中心的，倘若把理财的政策说成是先天之正道，这么就把借理财以牟利这个题旨遮掩上去了，因此可以“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换一个说法便是“人言不足恤”，所有议论上的不同意见，皆毋须顾虑。对于那样的套话，苏轼觉得这是自欺欺人：“操罔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驱走狗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走狗而兽自驯。”苏轼的推论是：“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细则司。”那就是停止以政策名义提出的各项理财举措，撤消三司细则司这个机构。苏轼的话很尖锐，但确实是他的真心话，没有一句自私助阵的假意。

当初不赞成王安石政策的有不少对王安石和善的师友，若文彦博、吕公著、韩维，是王安石赖以立名声者；欧阳修是推荐他的；富弼、韩琦曾经推荐他为副官，司马光与范镇与他也毫无友情。但王安石对她们的意见全都是完全厌恶。当初的侍郎和官吏也大都反对王安石的政策，“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节度使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陆续去。”（《宋史·王安石传》）这一方面可以见到王安石行政策的阻力之大，另一方面，对于王安石一意孤行而力排台谏的做法，苏轼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上书神宗时说：

祖宗任命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随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辎重，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刺史待罪。台谏固或许皆贤，所言亦或许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遽然哉？将以折权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节度使中秋，何谓权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皇上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老祖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先前，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因而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殿下存纪纲者，此也。

苏轼这一大段议论，是为这些因不满政策而去职的台谏而言，批评的矛头又是针对王安石的。王安石为了在台谏这个系统寻找对政策的支持，然后提拔讨好自己的小人李定为侍郎。这个李定何许人也？

《宋史》有传：

李定字资深，南京人。少受学于王安石。登举人第，为庐江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节度使李常，常答曰：“君从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闻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大喜，谓曰：“君且得见，盍为上道之。”立荐对。神宗问青苗事，其对如曩言，然后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命定知谏院，丞相言前无选人除节度使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监察侍郎里行。

宋神宗与王安石听不进君子们的不同意见，然后如李定之类的小人就主动投上门来了。苏轼见宋神宗以王安石专断而专任，因试举人发策，即举人试策论时，苏轼出了一个题目：“晋武平吴以专断而克，苻坚伐晋以专断自尽，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这样一个策问题目，直指宋神宗专断专任王安石，到底是对还是错呢？这儿关键是专断专任某一人所提的新政建议，用目前的话讲，一是提出的那套新政方针，在思想路线上对不对头，是否符合实际状况。二是有没有心地谦和、作风邪派的党员队伍去执行按照这一套政治思想路线所拟定的方针和新政。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的话，那种专断专任非失败不可，苏轼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对的。也有一条，便是当时人心之向背，用目前的话，那就是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苏轼上书的开头就讲：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巨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定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焦躁，坦桑尼亚自用而不危者。

王安石政策之难，难在不得人心，朝堂之上，得不到君子们的支持，庙堂之下得不到民心的支持，靠一帮子小人是无法成大事的。王安石其实是君子，但红花要有绿叶相衬，王安石只是借助神宗的支持，得不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其实会有一种凄凉的觉得。他那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有勇于担当、勇于任事的一面，但也因为得不到市民的拥戴，没有君子们同心协力之搭救，因此又有壮烈的一面。王安石之为人与他周边的那群小人还是有差别的，苏轼的策问题目，其实打败了王安石，两人处处对立，互不相容，显然在庙堂之上无法共事了，王安石派侍郎李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在这些状况下，苏轼便恳求外放了，然后抵达西安任通判，他是在这些状况下离开南宋的京城洛阳的。苏轼与王安石的争辩，从熙宁二年到熙宁四年，前后有二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