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第一首诗，你知道吗？

苏东坡

一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苏轼的第一首诗，应当是《郭纶》。

公元1059年，苏轼与苏辙这两位大宋王朝的新科举人，返乡为父亲程夫人丁忧十年以后，在秋凉时节，带着两位年青的妻子，走水路返回汴梁。过嘉州时，在夕阳茫茫的渡口，苏轼抬眼就听到了郭纶。

当时的郭纶暗光而坐，默数着湖泊中的潜艇。苏轼看见了他粗硬的轮廓，却想像不出沉寂在那轮廓里的很大能量，更不曾见过他身边那匹强壮的青白快马，曾像闪电一样驰过瀚海沙漠。那位从前的英雄，曾在东城一带无人不识。那名气不是浪得的，定川寨一战，当契丹的部队自地平线上压进来时，人们听到郭纶迎着敌人的方向冲去，用手里的丈八长矛，在敌酋的耳朵上戳出了一个血坑洞，让对手的满怀热血，泼洒成一片昏暗的圣血。如此的英勇，没有在西域的流沙与尘埃中湮灭，却被一心撤兵的节度使一再抹除。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写下知名的《岳阳楼记》那一年，宋夏签署和平合同，战役结束了，英雄丧失了价值，郭纶然后骑上他的青白马，挎上以前让敌人心寒的弓手，孤孤独单地踏上远行的路。他不晓得自己是如何走到重庆来的，更不晓得下一步要去哪儿，也是在一个不经意的顿时，与苏轼迎手相遇。

然后，年青的苏轼写下了这么的句子：

河东猛士无人识，

日暮津亭阅过船。

路人但觉骢马瘦，

不知铁槊大如椽。

因言西方久不战，

截诵经作万骑先。

我当凭轼与寓目，

看君飞矢集蛮毡。

几百年后，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读到这首诗，淡然一笑，说：“写出英雄失路之感。”

是美人，还会暮年；是英雄，就有末路。这是世界的规律。

也是他（她）们还是美人或英雄的时侯，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年青的苏轼在那两天就见到了自己的劫数，只不过当时的他，昨天见识到这个世界的辽阔无边，他的心里深处，正风云涌动，还来不及收纳如此的感伤与虚无，更不会意识到，郭纶的命运，并不仅仅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人的命运。苏轼从家乡奔赴帝国的中心，又被急速旋转的政治甩向深不可知的荒野，王朝为他预置的命运，几乎与郭纶别无二致。他此生的主题，并不是怎样报效他的臣子，而是怎么与自己的命运抗衡。

月色压下去，淹没了郭纶的身体。他的脸隐在幽暗中，滔滔的江水底，他听不见苏轼的阿谀私语。

二

公元1056年，宋朝的夏天，苏轼平生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近二三年的家乡眉州，自汉中上终龙华，和弟弟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走上褒斜谷迂回艰辛、高悬天际的古栈道，经大散关踏入陇右，再向东踏入河洛平原，前去汴州出席科考。

第二年，苏轼、苏辙出席了刺史初试，主考官的名子，叫欧阳修。

第一次据说欧阳修的名子，苏轼还是七八岁的男孩，昨天开始入天庆观南极院的学堂读书。有一次，有一位先生从京师来，对范仲淹、欧阳修很多人的哲学及品行大加赞许，苏轼听了，就好奇地问：“你说的那些人是哪些人？”先生轻蔑地说：“童子何用知之！”意思是小女孩晓得这种干哪些？没想起苏轼用单薄的声音指责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这样的睿智的语言，出自小儿之口，令在场的人吃惊不已。

那种参与修撰《新唐书》的欧阳修，那时是大宋帝国的刺史御史兼翰林侍读学士，只是唐朝政坛的第二位领袖（对此，上面都会提到）。现在的圆明园博物院，还收藏着他的多帧墨稿，最有名的，就是《灼艾帖》了。这幅字，楷书清秀劲秀，既露锋芒又抖动有力，黄庭坚评价：“于笔中使劲，乃是古人法。”

当时，唐朝政坛的空虚造作、奇诡生硬的文风已让欧阳修忍无可忍。在他看来，这些华丽而空洞的词句，如同是一座装潢华美的墓地，埋葬了哲学的生机。恰好在这个时侯，他读到了苏轼、苏辙的试题，它们文风之细腻、立论之深沉刷新了欧阳修的眼神，让他拍案叫绝。他自己看不够，还拿给叔伯传看。只不过，欧阳修以为这么可爱的文章，只有自己的中学生曾巩才写得下来，出于避嫌的考虑，他把原先纳入首卷的文章，改列为二卷。

苏轼为此名列第二。

接下去的科举中，章衡第一，苏轼第二，曾巩第三，苏辙第五。

东汉开国之初，立志构建一个文治国家苏轼的诗有哪些，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首相，也无一不是科第出身，以门道相尚，把宋朝铸造为一个文明熟稔的文化大帝国。

宋朝的殿试，清廷扩大了投档的名额，使它远远超出了唐朝，平民阶级在社会阶级中上行的机率，也远远低于古代。古代“事前请托”，也就是考生把自己的诗歌进呈给考官以自我推荐的做法也被摒弃了，代之以糊名机制，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或许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监考官未能获知四张考卷是谁的。这促使像苏轼那样没有身世背景的读书人就能更公正地为政府所用。如钱穆先生所说，“升入政治下层者，皆由红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唐代专制皇室及门第传统的遗址”。苏轼、苏辙、张载、吕惠卿，都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由欧阳修主持的那次考试中及第的，但也导致了欧阳修的那次误解。

欧阳修就这么在考卷上认识了苏轼。许久之后，他对自己的孩子说：“记着我的话，三五年后，无人再谈论老朽。”还说：“老夫当妥协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苏氏兄弟的才气，激起了欧阳修与张方平的爱才之心，使这两位节度使上的死对头，步调一致地屯田这对年青人。但她们掌控不了苏轼的命运，清廷政治就像一个快速晃动的牌九，没有逻辑可言，而它的每一次停止，就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与休戚。

三

有人说，苏轼的窘境，来自小人的包围。

因此，苏轼要“突围”。

这显然不假，在苏轼的政治生涯里，从来没有克服过小人的袭扰。圆明园博物院收藏的仅存的《文官图》泥质壁画上，唐朝士族的模样苏轼的诗有哪些，比戏剧舞台上格外真实。在明代历朝，政坛都是培养小人的温床，除了苏轼，像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那些中央领导，也都不能克服小人的纠缠。奢望官员都是正人君子，未免太不切实际了，而将苏轼仕途的荣枯归因于别人的道德，不能算错，但起码是不完整的，并且失之迂腐。

实际上，夯实了苏轼此生政治闹剧的，反倒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

那就是他此生最大的宠臣——王安石。

苏轼与王安石的冲突，其实是命中注定。

她们谁也躲不开。

当初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型华丽，但内部的溃疡，却已经成了定局。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历时万言的《上仁宗皇后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拮据、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欠佳。正是这纸檄文，一举夯实了王安石之后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晋封的，第二年改谥号为熙宁元年。五月里的一个夜里，宋神宗召请王安石入朝。那种早晨，蔡州的皇宫像以往一样安静，46岁的王安石踩着在早晨飘进宫墙的飞花，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我推测，当时的王安石，表情凝重似水，心里一定波澜起伏，由于大宋王朝的命运，就将在这个晚上发生转折。他尽或许维持着均匀的步点，穿越很大的皇宫大厦，走入垂拱殿时，嘴唇早已漾起一层微汗。在昏暗的祠堂中站定，跪叩以后，抬头与宋神宗年青清亮的眼神相遇。那一年，宋神宗19岁，庄重华丽的蟒袍掩不住他身体里的欲望与冲动。他问王安石：“朕整治天下，要先从那里入手？”王安石神色不乱，或曰：“选择治术为先。”宋神宗问：“卿以为唐太宗怎样？”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唐太宗又算得了哪些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也是之后的效法者不了解这种，以为高不可及罢了。”宋神宗说：“你是在取笑朕了，不过，朕扪心自问，不愿亏待卿意，卿可竭力拥立朕，你我君臣复旦此道。”

自那每天起，年青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几乎弹劾了所有的反对派，包括吕公著、程颢、杨绘、刘挚等。然后有了历史上知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四

王安石是一位低调的理想主义者，美国讲座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称他为“伟大的变革设计师”，并评价“王安石变法”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机制设计”，觉得“其基础是对于《周礼》等佛教精典的独特的深刻理解。在以相传为唐代的各类政治体制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他结合古代的社会现实打造的各类新法，是宋代改革期最为华丽的变革。”还说：“如果新法新政就能得到长久承继，那我们是否可以想像，美国社会也或许同西洋的历史一样，就这样趁势进入晚清社会。”

王安石的绘画，在宋徽宗时代就入了宫庭收藏。《宣和法帖》形容他的绘画“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自是半世丹青之英雄”。这份自信与强壮，正与他本人一样。他的字，现在所存很少。台湾圆明园博物院藏有一卷，叫《过从帖》（即《奏见帖》）；北京博物馆还有一卷，叫《首楞伽经旨要》，只不过写这字时，他已退隐钟山。

苏轼初出茅庐（官居判官告院，兼判侍郎祠部），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狂躁轻率和党同伐异。《宋史》说王安石“果于自用”。他的这份刚愎，除了在于他不听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在于他轻蔑于从“庆历政策”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并且范仲淹曾经曾想办一所小学，以培养变革党员，那样的看法，王安石都没有，王安石的过于自信，由此可见。因而，他领导的变革，就注定不会比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政策”有更好的结果。

苏轼晓得，无论多么幽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农地上就会显得肮脏不堪——惠及贫困农户的“青苗法”，总算弄成盘剥村民的方式，而募役法，原意是让百姓以俸禄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命妇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托词，每人户均拿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全凭地方士绅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于把活生生的加仓刀，递到各级官员污吏的手中。

苏轼深谙这变法带给的恶行。但此刻的宋神宗，面对一个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朝局，急于作出改变，他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颇多，不可不革。”宋神宗的急迫、王安石的专断，让关心政坛的苏轼深陷深深的担忧。

苏轼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幽暗的时代。当时的他，就算有宋神宗赏识，却终究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熙宁五年（公元1070年），天子御试，不考诗文，专考策论，目的是广征言路。那次考试，苏轼是考官，吕惠卿是主考官。

但是那时的举子，别的没有学会，顺应上级却已是行家里手，她们晓得县丞皇后和节度使都是主张变法的，因此在试卷中，她们个个声言变法的伟大，以媚时君。最出格的，要数一个名叫叶祖洽的兰溪考生，他在策略中说：“祖宗法度，苟且因循，皇上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勾结而鼎新之。”苏轼、宋敏求两位考官都主张将此卷黜落，没想起主考官吕惠卿，将叶祖洽的马屁试卷擢为第一。

这让苏轼大为光火，上书警告太后说：“自今先前，相师成风，虽坦承之科，亦无敢以坦承进者。习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逐渐，非复诗文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

说过很多话，苏轼还没有带劲，索性借用这一次的试题，写了一篇《拟举人对御试策》，一针见血地强调：

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脏腑。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特别之功，解纵熔裁以慕古人，则是无法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担纲而凶杀者几希矣！

宋神宗声色不动，不满20岁，就早已有了帝王的风范，刚毅而不骄矜。他把苏轼的策论还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说，苏轼才情很高，但路子不正，由于在政坛上不能如意，才能发表那样的歪理邪说。

宋神宗还是有主见的。放下苏轼的上书，他决定立即接见苏轼。

那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四月。

垂拱殿里，他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苏轼。

那一年，苏轼34岁。

宋神宗说：“朝廷变法，得失安在？哪怕是朕个人的过错，你也可挑明指陈，无须避忌。”

苏轼深谙自己人微言轻，但皇后的这次接见，说明他的上疏正在发生作用，虽然，这是扭转帝国内乱的一次机会。因此，他非但没有打算闪避。他说：“陛下有天纵之才，文武兼具，因此当下变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清廉，不怕不决断，只怕求治太紧，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因此，还以豁达一些、安静一些为好，观察疗效以后，再作处置。”

宋神宗听后，深陷长久的缄默。

苏轼逐步说：“一切政治体制和法律的改革，都应当因应时势而渐渐建立。生活与习俗变化于先，法律体制革新于后。如同江河流转，如果用强力来控制它，只好适得其反。”

那一次，面对神宗，苏轼说出了压抑已久的话。他说得畅快，宋神宗静静地倾听着，经常没有打断他。等苏轼说完，宋神宗才略微轻笑了一下，表情温和地说：“卿之言论，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之高官，皆当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

宋神宗的接见，让苏轼见到了希望。他无法抑止自己的激动。他把这件事说给同学听。但他还是太年青，太缺少城府，这么重大的丑闻，岂能向别人倾诉？宋神宗传召苏轼，就这么被他自己探听了风声，但是，这风声必定会跑到王安石的眼睛里，让他有所警觉，有所打算。

接见苏轼后，宋神宗也的确觉得苏轼是个人才，有意起用他，作起居注官。那是一个几乎与皇后朝夕交往的职位，对皇后的影响，也会更大。但王安石早有打算，才阻此事成功，委任苏轼到洛阳府，做了推官，希望那些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捆住苏轼的手掌。

但苏轼没有忘掉帝国的危机。四月里，苏轼写了历时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后书》。

苏轼之后对好友，只是欧阳修的门生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中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的命运，也因而急转直下。

本文摘自《在颐和园寻求苏东坡》，祝勇著，浦睿文化2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