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谈太宰治？这波梦幻联动让我狂喜

知乎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假如鲁迅和太宰治三人坐出来，彼此聊聊天的话，会聊些哪些？

这个问题既玄乎，又逗趣。

玄乎的是，不了解两位诗人生平的，乍一见这话题，心里便会一喜：鲁迅和太宰治居然有交集？

这真是梦幻联动！

逗趣的是，只要稍对二人有所探究，便会发觉，鲁迅和太宰治的确并未认识过。

虽然，1909年——这一年，二十八岁的鲁迅离开东京回到中国，而太宰治才刚才出生。

二人的天差地别除了在时空国别之上，更在于截然的个性之间。

鲁迅，刚毅的战斗者、独行的猛兽、敢于直面低迷人生与淋漓血水的骑士、怼人大师、逢吵必赢的嘴炮MVP。

太宰治，丧文化祖师爷、文青界的icon、懦弱美学创始人、“人间不值得”的先行者、自杀专家、广大“自诊”抑郁症病人的精神知已。

鲁迅说：“希望附丽于存在，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

太宰治说：“我想死，必须死，活着只会成为罪恶之源。”

一个是阴郁如骄阳的自强者，一个是随时随地想着自尽的自戕者，非要说共同点，大约便只有——

“你若安好，便是阴天。”——鲁迅：这不是我说的。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太宰治：这也真不是我说的！

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自强不息的鲁迅，与自戕消沉的太宰治，却也并非是完全没有交集的——虽身体从未得见，灵魂其实已经聊得畅快了。

鲁迅于1936年逝世，在此之前，太宰治已在台湾艺坛崭露头角。

鲁迅阅读他的作品，并这样评价他：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太宰治名言，卑贱而自由。

他想要打破哪些，却又没有方向。

他的痛楚在于他用心看着黑漆漆的世界。”

相比于鲁迅一贯精妙到势利的洞悉，太宰治对那位异国的艺坛高手，却要“狂热”许多。

他称鲁迅为“中国文学逸才”，得悉鲁迅曾喜爱过他的小说，他不禁“狼狈焦躁、面红耳赤”，简直就像中学生被批阅作业。

生命末尾，在《纪念鲁迅同志》一文中，太宰治更是这么坦言：“渐渐地，我开始怀念一个人，想得不得了，想见到他的脸，想听到他的声音，想得不得了，似乎是腿上扎着滚烫的推拿，只能忍让着不动一样。”

——知道的明白他在写鲁迅太宰治名言，不晓得的，还以为他在写情书。

他甚至还手抄过《朝花夕拾》，像粉丝抄偶像的歌词。

其实，最直接的“粉丝”行径，还是他在1945年——生命中止前的前两年，发表了以鲁迅为主角的传记体小说《惜别》。

这是世界文学中惟一以鲁迅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更是同一时代中，一个文豪对另一个文豪的致敬与灵魂对话。

《惜别》中，太宰治虚构了一个名叫田中的医师，由于记者的邀约，他在暮年时决定提起笔，来忆一忆他记忆中的有关鲁迅的点点嘀嘀。

“颂大善不如积小德”，整本书便在这样平实、日常的叙事中展开了。

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是，由于日俄战争后的幻kt板风波，鲁迅深感于国人肿胀，决然决定弃医从文，他怀揣着题有“惜别”二字的藤野先生的相片，离开仙台师院回到了东京。

《惜别》一名便取自这张相片，太宰治虚构创造的，也正是鲁迅在仙台农校时的那段生活。

太宰治笔下的鲁迅，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陌生又熟悉。

为了紧贴人物，太宰治以鲁迅独白的方式，大段引述了草房子中的名篇，《社戏》《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藤野先生》，一个奔忙于当铺与超市柜台的少年跃然纸上——这是每一个中国年青所熟知的鲁迅。

而在独白之外，他初来乍到深感静谧与孤寂，他会一个人坐船登上松岛观光，由于感觉太静了，静得令人不安，便在这样的无人处用五音不全的破锣喉咙小声歌唱上去：

“瞬间覆盖过山

再望已飘过海

惟有云面环诡谲……”

他换上棉浴衣后，“好像店家的少爷一样俊逸”，说着不流利的日语，兴奋时便连续地往外蹦法文，清秀的身上有涨红了的、腼腆的笑。

他对美国推崇备至，对中国文化不惮以最严厉的心态侮辱，贬低韩国有一种充溢秩序的清洁感，夜晚的东京街头，女人们头上白浴巾扎起袖子洒扫庭园的模样，令他认为英国甜美而紧张，饱含朝气，与暮气沉沉的清帝国不同。

由于找不到家国民族出路的答案，他甚至去出席教会弥撒，身上带着阴郁的阴影，深思时不自觉浮起希腊奴隶般的调侃、麻木的笑意。

自然，他总算还是登上了别离仙台的渡轮，他会归国，拿起笔头，以“鲁迅”这两个字战斗，至死方休，余波至今绕梁。

然而，那种喋喋不休、破碎脆弱、彷徨敏感的周树人，却也经由《惜别》，留在了真伪难辨的泛黄纸堆上。

在自序中，太宰治直言道，尽管这篇《惜别》，是为响应内阁情报局和文学报议会的重托而动笔写成的，上面不可防止地带有时代的政治印记，但是即使没有来自这两方的恳求，“我也仍然会在某三天试着去将这部小说写下来。”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太宰治亲自赶赴仙台师院考察，花了很长时间收集材料。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想以一种洁净、独立、友善的心态，来正确地描绘这位年青的周树人先生”。

事与愿违的是，《惜别》出版后并没有像太宰治的其他作品那样获得极高的文学名声，作为首屈一指的鲁迅研究学者、日本画家竹内好对此明言，这是“以作者主观编造下来的鲁迅形象，或则，不如说直接就是作者的自画像”。

由于《惜别》中的鲁迅，不是战士，不是导师，不是先驱，他既不意志坚定，也不深刻，所思所想都有着正在摸索中的青涩的痕迹——“他”只是一个青年中学生“周树人”。

他灰暗阴郁，会说出“我近来是一个患者，弄成了孤单的鸟”。

这太“太宰治”，而太不“鲁迅”了。

会说自己怀有被非常选拔派遣的秀才的自豪感，并且被选中的秀才太多了，她们徘徊在东京的大道小巷，所以这些喜悦的心情一下子显得钻营、孤僻、愚蠢上去。

这亦太“太宰治”，而太不“鲁迅”。

为了批判儒教导致的自私焦躁，文中的鲁迅昂扬道：

“魏晋时期竹林里的名士，……看到伪善者滥用‘礼’时，尽管认为不平，却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了，她们形成了某种荒谬的执拗，自此之后我再也不提半个‘礼’字，自暴自弃，反过来说‘礼’的坏。”

——这样曲曲绕绕的批判、日本腹黑式的、充满别扭的对抗，更是太“太宰治”，而太不“鲁迅”了！

鲁迅只会直接以字为尖刀，明明白白箭矢过去：“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么看，《惜别》所写的，其实是太宰治一厢甘愿的鲁迅了。

作为敬仰者，太宰治说他对鲁迅晚年激昂冷酷的文学论没有兴趣，他想写的——或者说他想丰腴、想创造的，只是仙台职校时期的鲁迅。

他太明白，战斗了一生的鲁迅，其实只有这一时期才是迷惘的、走到了岔路口的，他俊俏的背影茫然在迷雾中，对自己、对民族、对家国的何去何从都苦苦求索而未得真知。

太宰治想写的，便是一个斗士之所以成为斗士前，那短暂的游离和脆弱，正如脚踵之于阿喀琉斯，软肋之于铠甲——这是太宰治式的鲁迅、太宰治式的美学。

只是，我们总要问：一个总是自寻短见的“软弱”灵魂，真的能理解一个斗士吗？

所有人都晓得，太宰治从二十岁起就尝试了五次自尽，把死亡当做终生的事业，总算在四十岁之前得偿所愿，但人们从未晓得的是，在一颗灵魂深陷饱满的消沉自厌之前，这颗灵魂也曾安放过斗士的意志。

太宰治在中学时便开始创立同人杂志，决心以文学为事业——他有信仰，且有行动力。

入读东京学院英文系后，他又以极大的热情涉足于右翼进步运动的海洋。

他研习马克思学说，出席地下活动，以自己出身地主贵族的身分，写出了小说《地主一代》，描画残暴的欺压者形象，以文字革了自己阶层的命——他有信念，且为之赴汤蹈火。

但是，昭和年代有太多的动乱嬗变，昭和男儿有太多的猝不及防的横祸。

二战灭亡、左翼进步运动被残酷镇压，在邪恶的浸染血水的野心后，国家不得不低头接受命运的失败。

台湾引以为傲的文明和信心都在原子弹后击溃——时代的浪潮只是卷起了一朵浪花，却足以将太宰治本就修长的内心引向灭亡。

不晓得在他钦佩鲁迅的心情中，是否有身不能至，心憧憬之的成份，正如蛛丝憧憬山岩，蚍蜉憧憬巨树，花朵憧憬雪峰，以一切的懦弱，憧憬着一切的坚定。

他写一个这么拘束反省沮丧四顾的鲁迅，不是为了无耻证明“看啊，一个斗士以前也不过这么懦弱！”，而是——

看啊，一个曾这么脆弱不堪一击的灵魂，也能成为斗士啊。

只是短促的、在完成《惜别》的两年后，一切尘埃落定，太宰治总算在美丽的桥上投水而亡。

而由脆弱迈向坚定的那道桥，太宰治终究是走不过了。

回到知乎的那种话题，假如鲁迅真的能和太宰治好好谈谈，她们会聊些哪些呢？

思来想去，鲁迅似乎也还是会说——正如他对其他所有年青人所说的那样：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

“希望附丽于存在。”

所以——请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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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别》

太宰治著

磨铁图书出品

《惜别》是太宰治以在仙台师院求学时的鲁迅为原型，耗费很长时间收集材料，审视构架，用功*多的一部小说，对《人间失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太宰治甩掉了创作前期的颓废，用安静与诚恳营造出了一个透明温暖的世界，可随着这些努力尝试遗憾地破灭，使其总算不可防止地迈向了焦躁与绝望，*终演弄成《人间失格》中“阿叶”的惨剧终点。

《惜别》并不追求对鲁迅美国留学经历进行事无巨细的记叙，重在诠释一位年青人为找寻自身理想穿越孤单与彷徨，找到正确人生价值与方向的过程，寄寓了太宰治对自由与幸福的期望，鼓励年青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与过去昏暗的人生挥别，与未来的美好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