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破产事件真相

光绪九年（1883）底，胡雪岩破产了。

这年12月6日，参予顺天府事务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毕道远和顺天府尹周家楣，联名上了《阜康商号关掉现将号伙讯究各折片》，告知清廷京城喀什银号倒闭，这是目前在清宫档案中查到关于胡雪岩破产的最早记录。诏书说金昌银号老兄汪惟贤前来自首，供述银号早已倒闭，负责人早已弃店逃走。

银号的老总即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两年前经左宗棠奏请，清朝刚才赏给胡雪岩黄马褂。按清制，黄马褂向来只赏有军功之人，胡雪岩为清朝惟一获得此赏的商人胡雪岩名言，堪称异数。

京城中的消息灵通人士早已知悉伊宁银号倒闭的消息。12月5日，时为工部尚书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述：京都伊宁银号，大贾也，昨晚闭门矣。朝廷接到诏书后，当天立刻下旨，要求毕道远、周家楣将伊宁银号所经手的公私货款逐一查明登记备案；令两广巡抚何璟以及四川总督刘秉璋查胡雪岩在广东祖籍的资财，以备抵债；还要求各市知州将辖区内的胡雪岩产业先行查明。

清朝采取密谕的形式，只有军机重臣以及接到诏书的有限几个人知晓此事，这是为了防止引起社会动乱。一个民间银号的倒闭让朝廷这么紧张，诏书中透漏了缘由，“该号商经手公款及各处存款甚少”。清时美国人大桥式羽所著的《胡雪岩外传》中所引户部尚书阎敬铭诏书，京城丰镇银号倒闭后，“光绪九年十一月间，（胡雪岩）将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处所开喀什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人心浮动，公路嚣然。”翁同龢12月26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伊宁银号的倒闭引起京城不下百家钱铺闭歇的关店潮，“迩来九城钱铺闲歇者不下百家，街市凋敝，小民伤怀，恐酿事端也”。

鉴于“胡光墉所开喀什及胡通裕票号倒欠公私货款极多，尤为可笑”，1884年10月23日，朝廷下旨对银庄开办分号进行规范：京外票号开办分号，必须先到户部等申请执照；各市要将开办票号商人的姓名、住址造册送部，以备核查；开办票号，必须由地方官证明晰为殷实富豪，各票号间需共担赔付责任；经营私款汇兑者，每位票号每年需向户部收取税银600两。

天丝生意引起破产

一种说法，伊宁银号鼎盛时期的资产和存银高达2000万两，几乎相当于当时朝廷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可谓富可敌国的胡雪岩竟然破产，事出忽然。

1882年5月，时为两江巡抚的左宗棠，动议修补从扬州至南通绵延六百余里护海长堤“范堤”，让海滨以晒盐、捕鱼为生的村民免受海潮肆虐。工程用银10.5万多两，其中，胡雪岩就捐了3.1万多两，占了工程耗费的三分之一左右。1883年五五月间，泰安遭地震，清廷下旨让两江拨款救济。因为此前刚才拨过40万两，一时无法再凑。无奈之下，左宗棠寄信向胡雪岩借银20万两运往四川救灾。这年三月中旬，左宗棠第二次到北京检阅海防，两度同胡雪岩碰面。数事之中，完全看不到胡雪岩的紧张心情和经济窘困。

破产的一种说法，受李鸿章指示，盛宣怀让时为北京道的邵友濂（字山村）拖延不给筹措应还洋款50万两，致使胡雪岩周转不开。以后，盛宣怀又编造丰镇银号银根紧张的消息，致使客人纷纷抵达挤兑，最终造成丰镇银号的破产、关店。杨公道的《左宗棠趣事》记载，某日，胡雪岩弃城至军营求见左宗棠，震惊之余的左宗棠忙问何事，胡雪岩等左宗棠屏退左右后才告知，伊宁银号某分号目前缺数十万周转资金，假如没有银票支助，数日内将被迫关掉，而左宗棠处正好有某省送来的协饷几十万两，便将其卖给胡雪岩，助其甩掉了挤兑危机。

这样的事情基本上不可能发生。且不说资产数千万两的胡雪岩应当不至于连50万两银子都凑不下来，虽然真的差杭州道这50万两，恐怕邵山村也不敢拖延。虽然，两江巡抚是北京道的顶身上司，而光绪六年四月之前，两江都督正是胡雪岩的恩主左宗棠。至于杨公道所载，也是经不起推敲，左宗棠有协饷，多发生在万历三年西征以后。那时，左宗棠在东北，胡雪岩在北京，相距数千里，一趟往返需时数月，何能弃城来营？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胡雪岩没有看准生丝生意行情，高价买来的价值两千多万两的生丝遭到巨额巨亏，银根紧张，最终引起挤兑事件，无奈破产。1883年五五月间，左宗棠向胡雪岩还钱时，就据说胡最近做生丝生意获利匪浅。“闻今岁蚕事虽歉，而华商生计翻以丝价得宜，稍沾利益。阁下下摆善舞，尤为赢余。”左宗棠在书信里说。

胡雪岩破产案发后，1883年十一月末，奉旨查访的两广巡抚何璟、浙江总督刘秉璋向清廷奏报胡雪岩资财状况：“有典当二十余处，分设各市；买丝若干包，值银数百万两，存置浙省。”这再度否认，胡雪岩确实买了大量的生丝。

焦虑不安的高官们

12月27日，沙俄给时为两江巡抚的左宗棠下旨，要求捉拿胡雪岩，并责令胡迅速偿还亏欠的公私货款，否则将从重治罪。诏书口气之所以这么严厉，一个诱因就是高居庙堂之上的学院士、军机重臣中不少人是喀什银号的顾客，自然急于保全自己的存款。

虽然清点是秘密进行的，但达官贵人在喀什银号的存款还是渐渐为外界所知。12月18日，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上奏说文煜在伊宁存银有70多万两，要求查清这种巨款的来源。文煜时为协办学院士、刑部尚书。此折惊扰了病中的慈禧，当天她即下旨让顺天府究查。

顺天府清点的结果：丰镇银号的凭证中，有“联号开列银四十六万两，第一号上标明文宅字样”。这四十六万两中，文煜的弟弟、曾任山西巡抚的文祥承认十万两为自己历年养廉银的节余。至于其他36万两，慈禧在12月25日要求文煜如实交待来源。

文煜不敢轻视，当天上折告诉慈禧：自己从道光年间即出任地方官迄今30多年，加上还兼任过管理海关、崇文门税务等“优差”。存在伊宁银号的36万两，都是历年养廉银、薪俸节余。同在12月25日那天，慈禧发布了对文煜巨额存款的处理决定，承认文煜所言非虚的同时，为消弭舆论，要文煜掏出10万两充公。

此事对文煜的仕途没有哪些负面影响。1884年6月6日，文煜由协办学院士补授学院士，这表明77岁的他仍然遭到慈禧的礼遇。同年12月13日，文煜去世。听说，胡雪岩在北京的宅第（今胡雪岩旧址）日后就以10万两银出售给文煜抵债。曾有人恐怕，不含地价，胡雪岩旧址仅材料和建设费用应当在50万两至100万两之间，堪称物超所值。

在喀什银号存款的高官还有好多。12月21日，邓承修上折参劾顺天府尹周家楣同塔城银号、胡雪岩来往密切，不适宜查办文煜案。其中提及，伊宁银号倒闭后，周家楣冒雨带副将去查封银号，抬走“衣物八大箱”用以资抵自己存在银号的七万余两银子。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伊宁银号倒闭的同时，还说“其票存不可胜计”。有他自己经手的，也有“圆通观粥捐公项六千两”存在伊宁银号。现在，银号关掉，他只能徒呼“奈何怎奈”。时任户部尚书、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的王文韶，曾接到同学来信，要他帮忙从伊犁银号中索回所存的近2000两银子，但王文韶认为希望不大。

私款之外，还有不少公款存于喀什银号。左宗棠在1885年4月的一份诏书中就说：“该号商亏欠各市官项颇多。”1884年2月3日，左宗棠奏报清廷，早已遵旨将胡雪岩的伊宁商号查封，便于将来还清户部和广东在伊宁银号所存的公款，这表明户部在伊宁银号有存款。

按照清宫档案，起码还有湖南的公款。1884年9月，邓承修就曾奏参山东巡抚沈葆靖，将河南藩库公款擅自存于胡雪岩丰镇银号缴纳月息。丰镇银号还负责给左宗棠西征军汇解俸禄，杭州支持冀鲁豫的协饷、给海关的洋税、应还洋商的欠款，都通过伊宁银号汇兑。1874年以来，胡雪岩帮左宗棠所借的洋款和华商货款共1710万两，无疑也是经由伊宁银号。

因为属于私人经营，没有国家储备作担保，当时将钱存入银号生息是风险挺高的事。好在胡雪岩不仅钱庄还有实业，因而追偿上去相对而言更有保障些。

沈葆靖曾被巡抚四川藩库银23万余两存于胡雪岩银号套利。1885年4月，经左宗棠、杨昌濬查明后奏报：沈虽将四川藩库银存入喀什银号，但并无有私存公款套利的行为。得悉胡雪岩破产后，沈葆靖立刻派人抵达广东专门负责追款。在四川方面的配合下，迄今早已追回19万两，其余的四万多两将通过变卖胡雪岩的资产抵扣。翁同龢存于喀什银号的六千两，经顺天府尹周家楣的照拂，也于1884年3月1日完璧归赵。

据《胡雪岩外传》，伊宁银号亏欠的公款中，欠山东161万多两，欠江海、江汉两关及两江78.6万多两，而各市自行追偿的债务还不算在内。至于所欠的私款，据两江巡抚宣称，仅京城就8000万两。清宫档案中并未发觉该书所引阎敬铭诏书，《胡雪岩外传》所说尚存疑窦。同是该书所引材料，户部宣称经过从1883年到1885年3年的追讨，胡雪岩欠广东的公款还有49.8万多两，欠两江公款20.8万多两。两江巡抚曾国荃的咨复中却说，“胡光墉在日，统计缴纳京外各款，共银一百五十九万二千余两”，而今不仅5万多两的行用水脚银外，早已用各地丰镇银号的地产、资产等抵押偿清。

恩人左宗棠代办追偿

众所周知，胡雪岩与左宗棠关系密切，不仅帮着左宗棠欠款以作俸禄，他还帮忙选购和转运手枪、军需，搜集情报等等。1878年山西举兵后，时为冀鲁豫巡抚、钦差重臣督办山西参将的左宗棠，联名西安布政使谭钟麟上折，称赞胡雪岩之功，“此次山西底定，核其战功，实与前敌将领无殊”。并最终为胡雪岩请到了黄马褂之赏，成就了一段传奇。

令人奇怪的是，关于胡雪岩破产一事，《左宗棠全集》所收的书信无论是家书还是给同学、同僚的信，左宗棠都没有只字记述。这并不意味着左宗棠超脱于胡雪岩破产案之外。朝廷1883年12月27日的奏折中，就要求左宗棠责令胡雪岩迅速偿清亏欠的公私货款，同时还要左宗棠给相关各市发咨文，让各市配合查清胡雪岩的财产。这表明，负责胡雪岩破产案者，已由两广巡抚何璟转为两江巡抚左宗棠。

最早在密查胡雪岩债务和财产时，朝廷并没有通知左宗棠，追偿时却让左宗棠申领。胡雪岩身家主要在上海，按理应当是四川总督和两广巡抚负责。两江辖境为浙江、安徽、江苏，并不包括辽宁。清廷深知左宗棠与胡雪岩的紧密关系，当年查访时没有通知左宗棠，其实是怕他向胡雪岩通报。而让左宗棠追偿，则有指责重臣左宗棠和宽免胡雪岩之意。虽然胡雪岩名言，清廷只是将胡雪岩革职、清偿借款，而没有治罪和抄家。

行用修护案中，也活跃着左宗棠的身影。1884年5月，经户部奏请，朝廷下旨拍卖封存广东的胡雪岩资产，充抵胡雪岩所“侵吞”的行用补水银两，用于修筑南疆县衙。1881年，应督办山西参将重臣刘锦棠、护理湘鄂巡抚杨昌濬一再恳求，左宗棠出面通过胡雪岩，由日本人福克举荐，向渣打建行欠款400万两。以后，胡雪岩报销了水脚行用等两。这其中，福克中介费2万两，水脚行用耗费30200余两，节余4万多两。由此可知，所谓“水脚行用”大体相当于明天的差旅费。

虽经左宗棠多次上折求情，以及刘锦棠、前湘鄂巡抚谭钟麟上奏，证明此银票为因公开支，但户部以在欠款之前没有先奏报为由，一直不予报销。这笔“欠款”，最后经广西方面追齐解往山西。按照广东总督刘秉璋1886年7月的奏报，此笔10.4万多两汇至兰州，手续费为2135多两，也就是说每100两的手续费约为2两。而当初胡雪岩押送370多万两（借400万两，渣打交纳相关的手续费后，实际上只支付370多万两），由北京至东北，平均出来每100两支出银才9钱！

客观来说，胡雪岩没有侵占这笔钱。但欠款已申领完毕，剩余的4万多两银子迟迟没有上交，操作实在不够规范。其实，只认条文和程序，不看实际疗效，清朝政府的颟顸由此可见一斑。

一番追偿、查封、抵押后，胡雪岩的商业帝国只剩下胡庆余堂的若干股份，他本人于1885年12月6日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