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原文及翻译

柳宗元
原文：
    奉书，辱示以政理之说及刘梦得书，往复甚善。类非今之长人者之志，不唯充赋税养禄秩足己而已，独以富庶且教为大任。甚盛甚盛！
    孔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然则蒙者固难晓，必劳申谕，乃得悦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贫病者，而不益富者税，此诚当也。乘理政之后，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后，其可尔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赀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则将信其故乎？是不可惧挠人而终不问也，固必问其实。问其实，则贫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赋矣，安得持一定之论哉？若曰止免贫者而富者不问，则侥幸者众，皆挟重利以邀，贫者犹若不免焉。若曰检富者惧不得实，而不可增焉，则贫者亦不得实，不可免矣。若皆得实，而故纵以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其为不均大矣。然非唯此而已，必将服役而奴使之，多与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劳苦，或减除其税，则富者以户独免，而贫者以受役，卒输其二三与半焉。是泽不下流，而人无所告诉，其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经界、核名实，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然使其大幸而役于下，则又不可。兄云惧富人流为工商浮窳盖甚急而不均则有此尔若富者虽益赋而其实输当其十一犹足安其堵虽驱之不肯易也。检之逾精，则下逾巧。诚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产为征，故有“杀畜伐木”之说。今若非市井之征，则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问，推以诚质，示以恩惠，严责吏以法，如所陈一社一村之制，递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实？不得其实，则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须一定制，而后兄之说乃得行焉。蒙之所见，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谁耶？理欤？弊欤？理，则其说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说其在可用之数乎？
    因南人来，重晓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议，愿同梦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饶之理，小也，不足费其虑。无所论刺，故独举均赋之事，以求往复而除其惑焉。不习吏职而强言之，宜为长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则无以来至当之言。盖明而教之，君子所以开后学也。
    又闻兄之莅政三日，举韩宣英以代己。宣英达识多闻而习于事，宜当贤者类举。今负罪屏弃，凡人不敢称道其善，况又闻之于大君以二千石荐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于直道，斯古人之所难，而兄行之。宗元与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驰者也，兄一举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见叔向，今而预知斯举，下走之大过矣。书虽多，言不足导意，故止于此。不宣。宗元再拜。
选自《柳宗元散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注）①这是一封给饶州刺史元藇的回信。
译文：
    敬获来信，承蒙告知关于治理国家的道理，并附来刘梦得的信，你们两人的反复论述都很精彩。所谈的大多不是如今一般当官的人那样的想法，不仅仅只是为了多收赋税保住俸禄以满足自己就算，唯独把社会富裕繁荣并对民众施行教化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很好很好！
    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来不提问题，好像笨得很。”那么，像我这样愚昧的人本来就很难开窍，一定要烦劳你多加开导，才能够心悦诚服。因此，我还有一点疑问提出请教。兄所说免除贫穷患病人家的赋税，但又不增加富人的赋税，这确实很恰当。要是趁着你的前任政治清明，固然非这样做不可；而不幸你的前任政治腐败，难道可以这样做吗？政治上最大的弊病，莫过于贿赂公行因而赋税混乱。假如这样的话，那穷人就因为无钱向官吏行贿，结果实际上很穷名义上却不穷；富人用钱财去买通官吏，结果名义上不富实际上却很富。于是穷人更加挨饿死亡而无人过问，富人愈加横行奢侈而无所顾忌。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还会相信过去的税额吗？这就不能因为怕得罪人而始终不去过问，一定得查清它的实际情况。实情查明了，那么穷人必定要免除赋税，富户也必然要增加赋税了，怎么能坚持一成不变的说法呢？如果说只免去穷人的赋税而不查问富户的实情，那么希图逃税的富户就会很多，他们都会倚仗钱财去买通官吏以图免税，结果穷人就如同没有免税一样。如果说调查富户怕得不到实情，因而不能增加他们的赋税，那么对穷人也可以说查不清真实情况而不能减免了。如果实际情况都可以查明，却又故意放纵不管因而造成赋税不均，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不怕财富少，只怕分配不均匀；不怕国家穷，只怕社会不安定。”现在富户缴的赋税越少，穷人就难免要东挪西借才能给官府纳税，这样造成的赋税不均的情况就更严重了。而且不仅如此，穷人要被迫给富户服劳役，像奴隶般地被驱使，富户把大量田地出租给穷人耕种，收取他们收获的一半，或者借给穷人一笔钱要连本带利索回两三倍之多。皇上垂念百姓的劳苦，或许会减免一部分赋税，但只有富户能按户籍得到减免，而穷人却因依附于富室当佃户受奴役，结果还是要向富户缴纳两三倍的利钱或田里收成的一半。这样，皇上的恩泽达不到下层百姓，贫民百姓有苦也无处报告申诉，那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可就大了。像这样，如果不统一划定田界、核实民户贫富的名实是否相符，却暂且重新改变做法，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 
    富户是穷人依靠的根本，确实是不能破坏的。但是让富户太侥幸取得便宜而又奴役贫民，那也不行。你说担心富人会转而弃农经营工商或堕落为游手好闲的人，那是因为增税太急而又负担不均，才会产生这种现象。如果富户虽然增加了赋税，但实际交纳的只相当于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么还是可以使他们安居乐业的，即使赶他，他也是不肯改行的。官府检查的办法越精细，下面富户逃税的办法也越巧妙，这的确像你说的那样。管仲也不主张征收民众的财产税，所以才有“杀畜伐木”的说法。现在如果除了工商税以外，那就不按照财产而只按人口和田亩来征税，开诚布公地告诉百姓这样做的好处，用法律严格约束官吏，如像你所说按一社一村的建制，依次地做好可靠的调查核实工作，怎么会掌握不到真实情况呢？如果这样做还是得不到真实情况，那么一社一村的建制也就不可行了。因此当税制混乱的时候，必须先统一规章制度，然后你的主张才能行得通。我的看法，不过如此罢了。永州因地处偏僻，我很少知道外面人事变动的情况。不知你所取代的前任是谁?他治理得好呢，还是不好呢？如果好，那么你的主张就可行了；如果不好，我的建议或许在可用之列吧？
    因为送信的人南来，使我对你的政治主张更加了解了。其他的意见都很好，我也提不出什么别的看法，完全同意刘梦得所说的。你精通《春秋》，能够吸取圣人的大中之法来治理政事。治理饶州，不过是区区小事，用不着你太费心。我没有什么可以议论批评的，所以只提出均赋税的事，以求在相互讨论中消除疑惑。不熟悉做官的事情却勉强谈论它，应该被长辈取笑嘲弄了。但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无法得到你深切中肯的言论。说明道理教导别人，君子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开导后学的。
    我又听说你到任三天就推荐韩宣英代替自己。宣英深明事理见多识广而又办事干练，理该配得上被贤人推举。现在他有罪被贬，一般人都不敢称说他的好处，更何况把他推荐给皇帝叫他担任州刺史呢！这种世所少有超出常人的见识和敢于坚持真理的行为，是古人所难以做到的，而你却这样做了。我和宣英犯的是同样的罪，都是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你这一举动使我们都受恩沾惠。祁大夫救了叔向而不去见叔向(是因为他做了好事不愿让人知道)，现在我事先知道了你有此举(而把它讲了出来)，我的过错就大了。写得虽多，但还没有把意思完全表达清楚，所以就此搁笔，不再细说。宗元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