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原文及翻译

柳宗元
原文：
正月二十一日，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
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固、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也？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犹遇且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宗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今退之日：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日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白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如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 ？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巾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译文：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向十八丈人退之叩头致意：收到你关于谈论如何做史官的信，信中说你的意见全都写到《与刘秀才书》中了，到今天我才见到信稿，读后内心很不痛快，因为许多说法与退之往年议论修史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果像信巾说的那样，那么退之在史馆一天也不应该呆下去，从哪里能探测出宰相的用意，认为他是随便用史官的头衔来给一个韩退之增添荣耀呢？如果真是如此，退之又怎么能白白地领受宰相给你的荣耀，而在史馆里挂一个空名、接近机要地方、享受俸禄、使唤掌握文史资料的官员、利用公家的纸笔为私人写文章和用所得的收入来供给子弟们作费用呢？古代有志于为政治理想奋斗的人，不像这样。
况且退之还认为记录史事的人会受到惩罚、遭到天祸，凶而想避开，不愿担任史官职务，这尤其不对。史官只是用善、恶等名称来褒扬或贬斥人，尚且恐惧不敢做；假使让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赞扬人、贬斥人，使人成功或遭到失败录史事，还是得到了被人重用的机会，而且地位显贵。这又证明，不能说写《春秋》连累了孔子的命运。范晔参与叛乱，即使不修史书，他的宗族也会被杀尽。司马迁触怒了天子，班固不能约束他手下的人，崔浩卖弄他的正直而与凶残的鲜卑贵族相斗，遵行的都不是大中之道。左丘明因为生病而瞎了眼睛，是出自不幸。子夏没有著史书也瞎了眼睛。不能用这些例子来作为鉴戒。其他史官遇祸的情形都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退之应该遵守大中之道，不要忘了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要用其他的事自己恐吓自己。退之应该害怕的只是在于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没有遵守大中之道，天刑、人祸不是你应该害怕的东西。
你所说的两百年来文臣武将有很多，的确是这样的。现在退之说：我一个人，怎么能把他们的事迹写清楚？假使你的同事又像你这样说，以后继任史官的人也像你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一个人，那最后谁能作纪作传、编出史书呢？如果退之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你的同事、后来继任史官的人，也各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那史实也许就不会失传，终于能把它写清久，那你所说的顶天立地的杰出人物的事迹一定会沉没无闻，而且杂乱无章，叫人无从考查，这不是有抱负的人所能容忍和放任不管的。果真有抱负的话，哪会要等到别人督促催逼以后才去履行史官的职责呢？
再说，凡是鬼神一类的事情，本来是荒诞不经，渺茫得很，没有什么定准，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谈这些的，像退之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怕这些东西。如今像退之这样有学问、像退之这样会写文章、像退之这样好发议论、像退之这样自己认为刚强激昂，还说出像这样的话，那编写大唐史书的事不就终于没有人可以托付了吗？英明的天子和贤明的宰相得到了像你这样会修史书的人才，却又不能达到编出史书的目的，真是太可惜了啊!退之应该再想一想，可以做的事就马上做起来；如果终究感到恐惧不敢做，那在一天之内就可辞职离开，又为什么要说将要考虑考虑呢？如今应当做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却又引诱史馆中其他人和青年人去做，这真是太糊涂了。没有勉励自己却想勉励别人，那实在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