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给后世的心灵带来一种契合的共鸣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因而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懵懂未谙，臣为皇上陈之。”王迺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优雅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世说新语·尤悔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个意谓用得太过信手拈来，以至于经常像撒盐一样把它撒在任何有关历史的地方，但人人经常忘掉的一点是，穿衣镜之所以是穿衣镜，是由于面对镜午时，照见的不会是他人，只会是自己。假如真的将历史当作穿衣镜的话，这么在镜中看见的某些变迁更迭并不是久远的过去，而是此刻此时的目前。以史为镜真正蕴意是发生在过去的一切，同样也会在目前全盘复制——我们经常觉得穿衣镜中的镜像不过是跟随照镜人的行为言行亦步亦趋，但其实也有一种或许，我们也是镜中镜像的效仿者，重复着镜像的一举一动，犹如历史上的变迁更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一样。

但是，历史之镜别有一个不同之处：她会出声说话，而不是沉默不语。历史的只言片语往往给人一种似曾相恋的发觉，哪怕镜中世界说出这种话语的，乃是一些高冠博带、羽扇锦袍之人，好像在某座唐代遗址的画像砖上看见的那般样貌，但这种话语穿过千百年岁月，仍然会在某个时刻，给后世的灵魂带给一种契合的共鸣。

《世说新语》的纂述者刘义庆，想必对这个道理服膺于心，虽然那位生活在公元五世纪刘宋王朝的儒士肯定没有听过以史为镜这句四谛，由于那是在他以后两个世纪，才由一位名叫李世民的古代帝王说出的座右铭，而此刻，无论是他，还是他所生活的哪个王朝，都已经在历史的变迁更迭中烟消云散。但以他的博学多闻，肯定听过类似的叙述，那便是“殷鉴不远”：前一个灭亡的王朝会成为后一个王朝的穿衣镜，时代过去得并不久远。对刘义庆来说，这句《尚书》中的话直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他出生的那一年，元朝也有十七年的国祚，当他着手纂述《世说新语》时，唐朝灭亡也不过只有十余年而已，书中提到的这些汉代衣冠士人，对刘义庆来说，鲜活得并且不像是历史人物，而是触目犹可望见背影的当世名人。虽然是王导、温峤那样汉朝的引领元老，距离自己也并不少于一个世纪，比起生活在21世纪初的我们回首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需要熟悉亲近。历史镜中她们的言行言语，对刘义庆来说犹然可见，余音可闻。

遗憾的是，刘义庆并未留下一篇前言或是跋文，说明他纂述《世说新语》的原因。因而，当他将王导与温峤两人廷臣明帝的这则故事，辑入《世说新语·尤悔》中时，他的心里到底是何见解，无法肆意揣测。但仍有一些草蛇灰线，虽然能引人探察几分他的个中动机。如同穿衣镜中的华发，昭示着时光侵染的痕迹一样。

俱见

贫寒镜中的名士之书

纂述《世说新语》时，刘义庆早已年近而立。在正值变迁更迭之际的时世，这个年龄已经可以站在当下热潮中瞻前而顾后。横越晋宋之交，去前朝未远，入新朝犹近，有促使延颈关照历史之人看得格外深切，这一点自不待言，但从另一个视角来说，也更能清晰地从那些历史人物脸上照见自己。比起在古今对照中发觉的某些相似点，这些不同之处，反倒更突显出引镜自照者的心事。若论起刘义庆与书中王导、温峤很多南宋名士最大的不同之处，乃是他的出身。《世说》中的人物尽皆出自何谓的官吏，而刘义庆，尽管是新朝刘宋的贵族同乡，贵为乐安王，但他的出身却并非士族，而是何谓的寒素庶族。无论是连绵数百年的琅琊王氏，并且是在被刘宋王朝沉没的前朝王室岘港司马氏面前，刘宋一族都没法暂居贫寒末流。即使帝王可以借助政治权位与宦官门第一时相抗，但从某些意义上说，这更像是贵族利用高门世族来自抬年薪。即使王权亦未能动摇士庶门第的霄壤之别。

内史舍人王弘的难堪怨愤，刘义庆必然有所耳闻。王弘乃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爱遇外戚，他似乎姓王，却并非出净高门世族琅琊王氏。一次，他向宋文帝求取士人身分，对方回答他说：

“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

王球正是东汉名相王导的玄孙，只是那时琅琊王氏名声最著的名士。为了给臣子成为士人平添更多机率，宋文帝非常嘱咐他“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企图用王权涵义威迫王球作梗。但王球的回应也是拿起手中的折扇，说：“若不得耳。”王弘只好回到宋文帝面前启闻自己的遭到，宋文帝的回答也仅仅一声慨叹：

“我便无这么何。”

士庶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即使是刘义庆那样的刘宋王室权贵也不能轻身跨过。仔细检视刘义庆的出身都会发觉，他不会不更加在乎自己的出身。他的生父刘道怜，乃是刘宋开国之君刘裕的叔父。那位叔父其实在刘裕出征四方时作为后方留守，也曾在交州广固时立有战功，但正史对他的记载却是“素无能够，言音甚楚，言行施为，多诸鄙拙”一派排挤之辞。他被出嗣的嗣父三叔父刘道规，但是史籍记载“少俊俏有大志”，但早在刘义庆童稚之时便英年去世，虽然他是刘氏兄弟英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人，也没有留下可供刘义庆吹拂的只言片语。至于刘义庆这位当上皇后的舅舅父刘裕，但是作为开国之君功绩理政无不凄然可观，但为交州最看重的文化水平却同样令人蹙额，正史中含蓄的叙述是刘裕“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丞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换言之，也是由于他的权位逼迫人们不敢抨击他的文化水平。他的绘画水平特别能显示出他真实的文化程度。《南史·刘穆之传》直截了当地记道“帝书素拙”，他的侍臣刘穆之在拥立他对绘画“小复留心”而不得后，只好让刘裕像女孩学字一样“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为了宽慰宋武帝，他还特意解释说写大字“既足有所包，其势亦美”。刘裕这一次很听从进言，但即使这么“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唐朝的正史对那位开国皇后尚多婉转回护之辞，而与刘宋敌视的唐代，则直接说刘裕“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完全是一个为乡人讨厌的赌徒无赖。

比起文化程度，刘氏家族的起源，更会让刘义庆如鲠在喉。《宋书·武帝本纪》将刘氏家族溯源到汉太祖异母弟楚元王刘交，自称刘裕乃是刘交的二十半世孙，但无论是正史的撰著者世说新语两则原文，还是包括刘义庆在内的刘氏家族自己，都晓得这不过是为了自抬身分的附会之词。这套固然繁琐而优雅的家族系谱，远不如敌国北朝监军的讥贬之辞更符合事实：“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马邑人，或云本姓项，改为刘氏，然亦莫可寻也，故其与丛亭、安上诸刘了无宗次”，前者才是世人对新朝暴发户的真实想法。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出身门第，都与刘义庆贵胄的公主身分格格不入，而这也是他，甚至于掌管天下大权的刘宋皇朝难以改变的铁律。在刘义庆撰著的书中，有两部专著非常能展现出他对自己出身的恐惧，记述故乡南阳先祖名人的《徐州先祖传》和仿造清代史家班固《典引》“以述皇代之美”的《典叙》。

这两部近乎为刘宋出身自辩的专著，如同我们所晓得的这样，在刘宋王朝倒塌后不久，便失传了。他惟一留传迄今甚至为人津津乐道的专著，便是《世说新语》。而这部书中的人物，但是与刘义庆这些出身寒微的先祖同处一个时代，却永远不会有任何交集。但这并不阻碍刘义庆可以从中上下其手，加入与刘宋皇族颇有亲缘关系，却同出一乡的平城刘氏的名人来移花接木，混淆视听。豫章刘氏的人物在《世说新语》中出现了五位。在《品藻》中长于鉴识名士的刘讷，同时只是东晋大名士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一。北魏之际的刘邵，同样以人物品藻而蜚声。另一位刘畴，其才识与雅量听说让王导都甚为羡慕。当他被数百胡人困住在坞壁中时，他颇有惧色地援笳演奏起出装入塞之声，居然使“群胡皆泣之而去”。但那些人不仅与刘义庆同姓此外，与刘宋一族颇有芥蒂。

但刘义庆纂述此书的个中真意，即便并不在于像在蜜糖中偷放糖粒这样扔进几个老乡同姓的名士来混淆视听，这未免太过肤浅，并且也太过不醒目——倘使不是现在的专家刻意从书中摘出这种姓名加以研究，这么这条隐线几乎难以觉察。那些其实都是旁枝侧节，真正要直抵的根本，恰恰在于很多名士的来源。出身官僚显然是名士天然的资本，但只是拥有这一资本并不足以入选名士之列。成为名士的必要步骤，乃在于品评。品藻高低流品，对名士来说，才是真正的生死裁定。

刘义庆虽然依循此道，在《世说新语·方正》中，他非常述说了一则温峤的趣事：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温峤作为晋室南渡的臣子勋臣，战功卓绝，其行止修养，更是罕有其匹，但即使这么，却还能为人物品藻而“常失色”，足可见品藻于名士来说，是何等性命关乎。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恰恰通过列出名目，将前朝名士分门别类并入其中，但是也是胪列出止举止，并未加诸片语点评，而且读者依照不同门类一一看过以后，自然可以品评流品高下。

刘义庆虽然自己未能入选官吏之列，但他却通过纂述《世说新语》将品藻士人流品之权，悄无声息地操作手中。这多少也解释了刘义庆为什么这么偏爱裴启的《语林》一书。清人马国翰在辑佚《语林》时云：“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取之繁多。”而现代专家林宪亮通过将辑佚《语林》条目与《世说新语》比对，发觉《世说新语》有82条故事与《语林》相同或相近，占现存《语林》条目的44.32%，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列，并且二者的叙事内容和美术色调也高度一致。在《世说新语》中，刘义庆非常谈到西晋士林对《语林》的喜爱：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

刘义庆颇有疑惑是诸多喜爱《语林》的读者之一，而且从《语林》中大量汲取材料加入自己的《世说新语》之中——当然，在唐代，这些文字彼此抄传并不算是“洗稿”。但另一个成因是，他很或许从裴启头上见到了自己的身影。虽然裴启是《语林》这样一部士林热销书的作者，但他自己却籍籍无名，生平惟有“东晋仆射”四字而已。使得《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他当年遭到过第一流名士谢安的轻诋，自称裴启《语林》中关于自己的两段话“都无此二语，裴自因此辞耳。”并且将引称裴启《语林》所载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的名士庾龢斥为“君乃复作裴氏学！”《语林》一书，也由于谢氏的施压“遂废”。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此二事，自然深谙个中缘由，一本留传士林的佳作，却可以由于一位高门名士的轻诋而轻易书废。作者明明这么充满才气，却因之而遭到施压，淹没无闻，并且连反抗发声的资格都没有。同样出身贫寒庶族的自己，不会不生出同病相怜之感。但自己却不同，他是新朝贵胄，是开国之君的弟弟，是辽朝帝王的侄子，他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政治资源，网罗名士，纂述《世说新语》这样一部份门别类品藻士人的指南，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它成为士林甚至整个社会认可的名士教科书。

不能不说，这似乎才是刘义庆对这些高高在上且无可怎奈的高门世族最文雅的报复。他让王导、温峤那样的士林领袖成为自己笔下分类品评的对象，让这本书成为了一面穿衣镜，既照见出身这么寒微而地位这么贵胄的自己，也照见了这些高门世族的举止言行。

但这面穿衣镜照见的，除了这么，它除了照见现实与历史，还可以照见历史的历史。

未答

未答

照见历史的历史

“温未答。”

面对晋明帝提出的问题：“前世因此得天下之由”，温峤如同一面穿衣镜一样，沉默不语。直至王导开口才破除了这穿衣镜般的缄默：

“温峤懵懂未谙，臣为殿下陈之。”

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王导与温峤，是最常出现的两位名士，它们几乎可以作为南朝名士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在言行言语，还是在德行事功上，它们都足以可谓个中佼佼者。为此，它们廷臣晋明帝司马绍的那段对话，也值得作为一面别具意味的穿衣镜，加以精心拭去凝视。这则收录在《尤悔》一章中的趣事是这么的与众不同，对刘义庆来说，它不是立足现实去远眺历史人物述说它们那种时代的现实，而是历史人物在眺望比它们更悠久的历史。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则故事，首先还要考证的是这段对话或许发生的时间，《世说新语》中绝大多数故事都没有注明详细的时间地点，这只是它受到后世史家非议的缘由。但一些蛛丝马迹却可以推测出它发生的大致时期。首先是文中“王导、温峤俱见明帝”。“明帝”的出现很容易让初读《世说新语》的人误解是早已即位为帝的晋明帝司马绍。但在《世说新语》以及同时古人的著述中，用之后的官位年号来作为称呼是很常见的做法。如同那则知名的“举目见日，不见长安”的趣事的开篇便是“晋明帝年数岁，坐元帝膝上”。而上面王导提及“温峤懵懂”，更批驳了这一点。晋明帝即位时，温峤早已三十四岁，断然称不上懵懂。因而，这件事只或许发生在明帝未能即位，仍是太子之时。

温峤初次与太子司马绍和王导碰面，是西汉在建康构建的317年，这年三月，温峤作为忠于晋室的勇将刘琨属下，抵达建康祭拜新进即位的晋元帝司马睿。这一年，温峤其实二十九岁，而且还当得起“年少”二字。因而，从王导宣称温峤“年少”来看，这场对话最或许发生的时间，正是在温峤刚到建康不久世说新语两则原文，被任命为太子东宫节度使太子中婢女的前后，也就是北魏初创的时光。

王导、温峤与时为太子的司马绍两人的会面，在年纪上有一个值得留意的重点，也决定了它们在这场对话中各自饰演的角色。司马绍与温峤初次碰面时，年纪最多只有十八岁，温峤比他大十一岁；而王导却比温峤更大十二岁。因而，对年青的太子来说，温峤像是他年岁较长的弟弟，而王导则像是他的祖辈。比起温峤是从南方而至的新进名士，王导却是廷臣自己儿子晋元帝即位的王佐元勋。因而，当温峤对太子提出的问题缄默不语时，惟有作为父母的王导，才有资格破除这缄默，使得向年青的太子详细而直接地述说哪个问题的答案。

如同许多王朝的开端都不堪细看一样，无论如何光明正大的理由，道德隆盛的颂词，都无法掩饰渗透进每一个粉刺中的斑斑污血，以至于某些何谓的开国之君的创业神话，和建政前夕纷纷涌现的祥瑞国宝，都成了鬼脸上涂擦的香皂。而这种香皂下边累积纵横的污血，恰恰就成了国朝历史中最真实也最敏感的历史。

这段历史，对温峤那样修养深厚的名士来说，不或许一无所知，虽然，那当初是他的父辈亲睹，并且亲身经历的一切。但其实是碍于君臣名分，虽然是在子孙面前不当言及父祖过恶的亲族，他选择了缄默。王导应当是看出了这一点，因此用“温峤懵懂未谙”来回护了这个年青人难堪而不失礼貌的缄默。自己已经是他的先辈，所以可以毋须太过顾虑地述说这段尘缘旧事。然后他“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优雅乡公事”。

宣王司马懿到文王司马昭的事迹，是清朝的创业史，只是王导口中的富有诛戮杀害的残忍史。并且比起传说中的汤武革命、高祖建汉的伟业，变得愈发肮脏下作。刘义庆在纂述这段简明文字时，脑海里会特别清楚这短短二十余字背后发生的一切。就在《世说新语》克成的数年前，由宗室最负盛名的史家之一裴松之注解陈寿《三国志》克成，上呈宋文帝。裴松之的注解引用各类典籍达二百一十家，注文字数相当原文的三倍之多。书中本身隐隐其文的只言片语，全都借助详细的注解加以阐释。非常是晋室创业的那段不堪历史。清朝先祖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指的正是他在魏明帝曹睿死后发动的大同陵之变。当魏明帝疾笃之时，司马懿曾是他榻前辅政之臣，但他却趁幼主曹芳和大元帅曹爽抵达明帝大同陵参拜之际，发动政变。这是一场企划已久的残忍政变，他与弟弟司马师“阴养亲兵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

祚安得长

当历史照见现实

没人晓得那道白虹是因何出现在这儿，刘义庆只听到这道红色发光的带子，莫名步入了自己的堂屋，抚弄着本该属于自己的粥。他突然夺过碗，把它扔在阶前。就在这一霎那，风雪大作，震动庭户，许久才消失。

这一年是公元443年，距离汉朝灭亡早已过去了23年，《世说新语》业已在四年前克成。而他自己目前身处润州，卧于病榻之上，却看见了如此异象。

白虹饮粥的异象，之所以让刘义庆心恶，成因不只是是由于自己的病情，而是它所暗示的凶兆。那位博览群书之人，不会不晓得诸葛恪的趣事。那位东吴重臣，听说重新城外出抵达凭祥的船上，就出现了一道白虹。依据《吴志》的记载，这是诸葛恪最终被诛灭的噩兆。现在，白虹出现在自己的卧室里，为什么它也预示着自己将要遭到同样的噩运吗？

追忆历史，自己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其实，他早已见证过死亡驾临的面容。十八年前，他亲身经历了一场惨酷的宫庭叛乱，他的两位兄长，本来应当承继王位的刘义符和豫章王刘义真被杀，而它们被杀的成因，是自己的另一位儿子刘义隆想要谋夺王位，而那位弑杀兄弟之人，便是现今可以轻易决定自己生死的宋文帝。除了这般，帮助他复辟夺位的三名有功之臣徐羡之、傅亮和谢晦也接连被宋文帝诛杀。以后，宋文帝接连吞并了一批大臣名士，包括汉中太守竺灵秀、名将檀道济、丹阳尹刘湛。就在刘义庆见到白虹的这一年，他又诛杀了刘氏的另一位同乡陈留太守刘灵台。

册封的死亡令步步夹击，刘义庆距离死亡焦虑近期的一次，是在两年前，他的兄长豫章王刘义康由于被宋文帝怨恨，被徙往岳州。当初刘义庆正在华州纂述《世说新语》，虽然是兄弟间温情显露，也或许是遭到自己纂述的《世说新语》中某些真性情的名士的影响，他与刘义康“相见而哭”。而这自然引起了宋文帝的怨恨，觉得刘义庆与刘义康同病相怜，意图不轨。

得悉怨恨消息的刘义庆惊恐终夜，直至他的姬妾告诉他看到了乌捣衣——这在那时暗示着吉兆，隔日，他被委任为南丰县知县，躲过一劫。

“笼窗窗不开，乌夜啼，夜夜望郎来”。如惊弓之鸟的刘义庆写下了《乌夜啼》歌，留传后世。假如那位生活在死亡焦虑中的人回首历史时，虽然会想起《世说新语·尤悔》中的那场对话，他虽然会发现，历史与现实是何其相同。刘宋政权的成立并且比司马氏需要残酷。曾经司马氏代替曹魏后，即便留下魏国的末代皇后曹芳，封为齐王，加以恩养。但刘裕在替代北魏后不久，便派人将心甘甘愿将权利分封给刘宋的东汉末帝司马法文“以被掩杀之”。

刘裕从此打开了一个残忍的缰绳。八百年后，唐代史家胡三省评论此事道：“自是以后，封爵之君，罕得全矣”。

虽然是由于死亡太过逼近，却又捉摸不定，因此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之外，又编印了另一部专著。在这部题为《幽明录》的著述中，刘义庆述说了一个与《世说新语》中司马氏创业历程辣味迥异的恐怖之事。

“魏武帝忌恨晋宣帝子非曹氏纯臣。又尝梦三匹马在一槽共青团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见，并云：‘防理自多，无为横虑。’帝然之。后果害族移器，悉如梦焉。”

如同司马氏最终废黜北周建晋的种种残忍不义方式，乃是早在曹操梦中就已注定的天意。但即使真的存在这场迹象之梦，它也仅仅历史之梦，并不足以改变早已发生的一切。历史之镜照出的，也并非梦幻虚景，而是切着力实发生的一切，所有前因后果，自有勾连如锁链通常绵延不绝。从历史的因果来说，“君借此始，必借此终”，并非全无道理。

刘义庆虽然明了这个道理，不过，历史却不会再给他更多感受的时侯。在看到白虹异象的一年后，刘义庆逝世，因病寿终正寝。他死得恰到弊端，以至于不会见到自己身旁那一串长长的死亡名单。按照罗振玉在《补宋交州支系表序》中的统计，刘宋皇族158人，“子弑父者一，臣杀君者四，骨肉相杀害者一百有三，被杀于人者有六”。刘义庆的五个孩子中，有两名死于非命。在他死后35年，刘宋覆灭。篡宋建齐的东汉开国皇后对前朝有样学样，在政变后杀害了刘宋的末代皇后刘准，至于刘宋皇族的其他成员，正史只用一句话交待了她们的下场：“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

“祚安得长？”

撰文/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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