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仁太后听政的那些事儿，你知道吗？

一、元祐更化

哲宗亲政，主少国疑，宣仁皇帝与哲宗一起“权同听政”。

宣仁皇帝垂帘听政，政令出自宫中意旨，王珪等人不得事先获知。

西汉时期有多位皇帝垂帘听政，分别是刘皇帝在宋仁宗朝以皇皇帝身分摄政，曹皇帝在宪宗朝以皇皇帝身分摄政，宣仁皇帝在哲宗朝以太皇皇帝身分摄政，其后也有向皇帝、孟皇帝垂帘听政。

皇帝垂帘听政在国家处于特殊时期时，为了保证王权的顺利过于和维护国家的大局稳定，同时最容易产生皇帝与朝臣干政的僵局发生。

东汉皇帝摄政没有产生节度使政治，与皇帝对宦官的抑止有直接关系。宣仁皇帝听政时，对宦官也多加抑止。在其垂帘之初，丞相蔡确为了迎合高皇帝，恳请给宣仁皇帝的舅舅高遵裕恢复军衔，被她断然婉拒。

《宋史》对唐代宫女这一群体予以了极高评价：“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宣仁皇帝更是被誉为“女中尧舜”。

据《宋史王安石列传》记载：“七年春，天下天旱，灾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慨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

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

答曰：“此岂细事，朕因而畏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公卿因而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干旱，更失人心……”。

慈圣光献皇帝是仁宗皇后的第二任皇帝，宣仁皇帝是仁宗的女儿宪宗皇后的皇帝，妯娌两人是当初最有权位的男人。

宋神宗即位以后，司马光从西安进京送葬，宣仁皇帝向其打听执政方针，司马光连上几篇奏札，重点八个字：“广纳建言，革除新法”。

宣仁皇帝与司马光等旧臣一拍即合，决定革除新法。

宣仁皇帝“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为由，召司马光以门下侍中的身分入朝圣相，拜另一位因反对变法被贬的吕公著为侍郎卫尉，起用年老的文彦博。

司马光向皇帝非常推荐了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等人作为台谏，其做法与王安石执政之初如出一辙。

司马光另外通常推荐了吕大防、王存、李常、王岩叟、范纯礼、苏轼、苏辙等人给皇帝，供随时任用。

司马光推荐的很多人都是仁宗、英宗两朝的旧臣，在神宗朝因反对政策被驱逐或讽喻的人。

宣仁皇帝“以母改子”，将父亲神宗皇后建立的一系列新法逐项革除，史称“元祐更化”。

之前由于神宗实行政策而产生的“帝党”、“臣党”与“民党”格局已然发生重大变化。

“帝党”因为神宗病逝与安石引退而解体，仅余章惇、蔡确等支持政策的重臣继续维护“帝党”之前坚持的变革举措，可称为“新党”；“臣党”势力因与宣仁皇帝结盟而大大增强，其所代表的利益企业集团与利益诉求没有改变，为方便与“新党”呼应，改称“旧党”；“民党”在“元祐更化”时期的主张与“熙宁”、“元丰”时期没有变化，其代表人物仍是苏轼。

“旧党”以舆论宣传与人事更替为方式，成为政策的掘墓人，新党势力被陷害，蔡确被贬出臣子。

元祐元年，蔡确即位，出知陈州（今河北省任丘市凤台县）。次年，蔡确再贬岳州（今湖南华容）。在相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律诗，诗被与蔡确有过年的吴处厚所得。

元祐四年（1089），知武昌军的吴处厚控告前任刺史蔡确游潞州（今山西介休）车盖亭所写诗中，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武后诬蔑高皇帝，构成讪谤。

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罢免，打败了宣仁皇帝，将蔡确贬到宾州（今广西省新兴县）。

“新党”吕大防和刘挚以蔡确父母年老，岭南山高路远，不宜翻山越岭，主张改迁他处，宣仁皇帝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贬往岭南，就像被判死缓。苏轼曾有诗曰：“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蔡确被流放岭南宾州（今广西新兴）三年，死于贬所。宣仁皇帝评价蔡确的处置：“只因此人于社稷不利。”

蔡确被贬宾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少年游苏轼，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它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发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

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三年矣，明日重开，日后我们或许也难免有此下场。”

两位重臣推己及人的话，数年后却应验在了苏轼的脸上。

“车盖亭诗案”是明朝开国以来惩处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文字狱案，是“旧党”对“新党”的一次集体围捕。

东坡一次次地被身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政治斗争旋涡。

二、身陷复辟

“旧党”诸人被低落了十余年忧愤情绪的闸门即便打开，积聚成抚慰“新党”的力量。“旧党”借“车盖亭诗案”放逐了全体“新党”。

“党争”让宋朝的政治风气显得自大凶险。

正隆八年（1085年）三月，范纯仁、朱光庭、苏辙等人被委任为布政使。章惇发难宣仁皇帝，对官吏的推荐、任命程序与任人唯亲的现象提出异议。

章惇说：“大臣应当公开张扬，为何秘密推荐。皇后幼冲，皇皇帝同听万机，应当依照原先的机制”。

司马光与吕公著、范纯仁、范祖禹均有同事关系，他对章惇说：范纯仁、范祖禹等人任节度使，是众望所归，不能由于我的缘故，而躲开贤臣晋升之路，如果应当这么，我宁可离职”。

章惇毫不妥协，说：“我也晓得韩缜、吕公著、司马光不会徇私假账，但若果今后有两天权臣执政，援以为例，提高官吏以尊卑为标准，台谏机制就丧失其意义，会导致政治灰暗，国之安危系之”。

宣仁皇帝悲哀，下诏取消诏书，范纯仁被改任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专著佐郎，其余两人仍然。

司马光提出割地给契丹，得到旧党的支持。章惇听后十分吵架的说：“议者可斩”，骂那些人是无见识的不逞之徒，指责司马光“村夫子”、“无能”。

司马光任门下侍中，掌政事，章惇任知军务院，掌军事；司马光为“旧党”领袖，章惇兼“新党”班头；司马光谦谦君子、拙于措辞；章惇仪态修伟，吐字坚固。

面对章惇这个强势的混不吝，司马光有些发颤。

苏轼与章惇两人共受欧阳修器重，师出同门，交游甚契，苏轼在永宁府节度判官任上，章惇为秦州令，两人均性情中人，交往融洽。

一次，两人并肩游上杭潭，潭下峭壁万仞，闽台窄小，木柱造桥可通过。章惇推苏轼过潭，去峭壁上写：“某某到此一游”。苏轼裹足不前，章惇凌步而越，攀藤挂树，用漆墨濡笔书于壁上：“章惇、苏轼来游。”

章惇返回时气定神闲，苏轼抚其背而叹：“你能凶杀。”

章惇问“为什么？”

苏轼说：“不要命的人，肯定能凶杀！”章惇闻后傻笑。

对司马光与章惇之间的嫌隙，苏轼责无旁贷，出面调停两造，令司马光与章惇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

司马光大刀阔斧革除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保马法等新法。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逐步提出革除免役法，恢复亲兵法，受到章惇竭力反对。

章惇上疏，逐项剖析免役、差役二法的优劣，指责司马光对免役法的防御，同司马光帘前争论，口出“他日安能奉陪吃剑”之语，令宣仁皇帝震怒。

刘挚奏言：“惇佻薄险悍，谄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节度使，遂得进用。及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至于执政……”。

王岩叟奏言：“惇廉隅不修，无首相体，每为俳谐土语，侵侮同列。节度使孙觉尝论边事，不合惇意，而惇肆言于人，云议者可斩，中外闻之，无不骇愕，自古未尝有首相敢出此语胁廷臣者……”。

章惇被罢，以正议医生知宿州。

章惇遭贬，司马光脖颈昨天清静了一会，苏轼又来唠叨。

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其优缺。免役法的危害，是搜刮百姓的钱财，弄得十室九空，钱财攫取到后面而上层百姓有股灾的灾患。官吏法的危害，是百姓常常为官府服役，没有时间耕作，官员污吏从中徇私假账。这两种危害，大致相等。”

司马光问：“你说如何办？”

苏轼说：“沿袭旧制，处事容易成功，变革循序渐进，百姓才不会惊慌”。

清朝将民户分为几个等级，按户等分派参将。其中，贵族和官户享有免役特权，僧道户、女户、单丁户备受新政保护也得以免役，所以，廷臣的负担就落在除此此外的前三等户头上。因此在实际的施行过程中，士族阶级多设法逃避徭役，各类县丞实际落在村民及中、小地主脸上，给它们的生产生活带给了极大的害处。

免役法革除原先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赋役的方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掏钱雇人应役。雇工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平摊。其实不用负担劳役的女户、寺观，也要收取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并且村民从肉刑中解脱下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使了生产发展，也提高了政府财政收入。

虽然免役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因税吏于正常雇役实费此外，加收成本偏高，为百姓非议。

王安石变法早期，苏轼也曾反对过免役法，然而经过多年地方长官的磨炼以后，他倍感免役法较多役法有改进，应该保留。

苏轼是一位具备贬抑性思维的人，抨击性思维是一种基于充分的理智和客观事实而进行理论评估与客观评价的能力与意愿，不为感性和无事实依据的传言所左右。

具备抨击性思维的人富有洞察力、辨别力、判断力，对人对事具备敏锐智慧的回顾性反省，对现实保持指责的心态，包括对自己举止的反省与抨击，这在美学层面被称为“斗争性”。

苏轼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成见，至有优劣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苏轼反省自己：在新法实施之初即对新法抱有成见，造成其与变革和稀泥，此心虽勉强归结为耿耿忧国，并且发表了这些错误言论，甚少就事论事，切诚恳綮。

司马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彻底革除免役法，恢复亲兵法。苏轼据实相告，司马光很不高兴。苏轼又在政事堂公开陈述了他保留免役法的意见少年游苏轼，司马光听后忿然作色。

苏轼对司马光说：“过去韩魏公（韩琦）创设云南刺义勇机制，你做刺史，因此争吵不休，韩魏公很不高兴，你不管不顾，畅所欲言，难道你做了节度使，就不让我把话说完呢！”司马光歉然一笑，不置能否。

范纯仁与司马光私人关系挺好，他对司马光说：“新法当废,将太过分的去除就行了,恢复亲兵法一事,尤其应该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

再说，节度使的职责在于招揽人才，变法的事不是宰职的第一要务。期望您能谦虚听取众论，不一定遇事谋必出于己；如过分追求谋必己出，则会有谄媚之人指摘拍马乘隙而入。对于某些无法掌握的事，可先选择推行其中一项观察其到底”。

司马光固持己见，也没有听从范纯仁的忠告。

纯仁叹曰：“您的心态只好让人对你望而兴叹不再禀报，我不想谄媚逢迎您，假如那样我早就靠讨好安石既富且贵了”。

同样对司马光的做法持不同意见，苏轼在免役法去留问题上表现下来的“斗争性”，使他与司马光企业集团形成石缝，渐行渐远。

免役法被革除，司马光要求在五欧盘恢复早已废止了十六年的劳役法，南阳节度使蔡京快速在南阳府境内恢复亲兵法，革除免役法。

曾经全省第一个积极响应建立王安石的免役法只是新乡府。蔡京亲自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报告说：“已经根据您的意思，全部推行荐举法。”

司马光十分高兴地赞扬蔡京：“如果都像你这样奉法而行，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

“新党”将苏轼归于“旧党”，“旧党”感觉苏轼不是同党中人，将苏轼归为“蜀党”。

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王安石逝于金陵，终年66岁；同年八月，司马光逝世于相位，终年68岁。

司马光在宣仁皇帝的支持下，基本上剿灭了“新党”在清廷的势力，位极人臣，尽享哀荣。

司马光殁日，值哲宗皇后率领廷臣举办明堂祀典，祀仪式毕廷臣赶往司马相府送别。农学家程颐为司马光主持葬礼，他阻止前来探望的近臣说：“《论语》中说，子然后日哭，则不歌”。

根据程颐先生的说法，孔子假如当日哭过（心情不好），就不再去KTV跳舞了。大家早晨在明堂祀典时唱了歌，悼念亡者要带着忧伤的情绪，现在就别来哭丧了。

有人在一旁说瞎话：“孔子说哭则不歌，没说歌则不哭”。

当初的苏轼已被任为翰林学士，他为司马光写了悼词，慕名前来参拜。对程颐屈从于旧礼的道教举止忍无可忍，讽刺道：“此乃惨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傻笑。

苏轼不顾程颐反对，叫上同来的高官去祭祀司马光，程颐眼看拦不住苏轼，便挥手告诉司马光丧礼前孝女：“不得接受吊唁！”两人自此决裂。

程颐除了那样对待苏轼，一次他给哲宗皇后经筵讲书，课间休息，哲宗信手折柳一枝，程颐立刻拥立说：“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戕害。”

哲宗悻然掷枝而走，事后司马光忧虑程颐的那种卑劣行为只好加深太后对士族的憎恨。

“帝党”与“旧党”领袖的陆续辞世，政治格局开始发生改变，年幼的哲宗皇后在宣仁皇帝与朝臣长久的轻视下渐渐长大，成为政坛最大的变数。

朝堂上宣仁皇帝的坐位与哲宗坐位相对而设，首相向宣仁皇帝奏事时，面向皇上，背对哲宗。哲宗即位后述及时政，再次提及“朕瞥见臀背”。

宣仁皇帝在宫中问哲宗：“那些首相奏事时，你心中如何想，为何总是一言不发？”

哲宗说：“娘娘都已处分，我还说哪些？”，自此哲宗临朝更恭默不言，达九年之久。

满朝中只有苏颂感遭到少年哲宗的不满情绪与潜伏的危机，他制造了世界上最悠久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开启晚清挂钟擒纵器的先河，被称为美国拜占庭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据《苏颂传》记载：“苏颂在执政时，哲宗年龄尚小，见到诸重臣视哲宗若无物，他常常嘱咐说：等臣子长大后，诸朝臣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苏颂还曾当面提醒司马光：“熙、丰旧臣,多骄横巧诈的小人,他日假如有人以夫妻之义间离太后,当时就大祸临头了！”

司马光轻描淡写的说：“上天假如垂青大宋，应当不会发生这么的事吧。”

首相们仍然故我，有事只向宣仁皇帝上奏，哲宗时常向首相审问，首相也懒得理他。只有苏颂奏报皇帝以后，必再向哲宗县丞；哲宗有宣谕，苏颂必告诸臣以听圣语。

哲宗即位后，元祐旧臣几乎都遭贬职，侍郎周秩想罢免苏颂，哲宗说：“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者”，元佑五年（1092年）苏颂拜相。

苏轼由于一场“进士候选馆职”考题题目，旧党中“洛党”领袖程颐的门生朱光庭首先发难，说苏轼诬蔑仁宗与神宗皇后，之后“朔党”司马光的门人侍县丞王岩叟也加入论争，共同抨击苏轼，蜀人吕陶起而支持苏轼，被称为“蜀党”。

宣仁皇帝出面调和，消弭了论争。本身就不是“旧党”中人的苏轼被整肃，“洛党”与“朔党”开始联合赶走苏轼。

三、禁中问答

1087年7月，苏轼被委任为经筵侍读，苏辙以起居郎同时入侍太后讲筵，俩兄弟共同成为哲宗皇后的同学，世人为之瞩目。

身兼翰林学士与经筵侍读的苏轼，倘若不出意外，将直通宰执之位。

神宗时期的士族，兼有政治立场与经济利益，而元佑动乱却完全陷于厌恶异己的个人宿怨之争。

根据宣仁皇帝的悉心安排，苏轼将成为继司马光与吕公著以后，她所倚赖的重要力量，没想起那种安排导致“洛党”与“朔党”的群体性恐慌，令苏轼成为众矢之的。

不谙政治角力的苏轼被人贴上标签，扣一顶“蜀党”的大帽，身陷到枪来剑往的旋涡之中。苏轼独自不挡众敌，再次上札子给宣仁皇帝恳请外放。

宣仁皇帝深究苏轼恳求外放的原因，苏轼推说因病而起。不想宣仁皇帝明察秋毫，宽慰苏轼：“岂以台谏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来进用，皆是皇后与太皇皇帝主张，不因别人。今来但放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

宣仁皇帝一番挽留的话语，像一股暖流涌向苏轼的心底深处，等回到家冷静想想不对，还是决意要退出无谓的角力，再度上《乞罢学士除闲慢应允札子》给宣仁皇帝：

“臣退伏想念，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内史舍人曾经，初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防御不已，因而罗织语言，巧加筹谋，谓之侮辱。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人，虽蒙圣主知臣无罪，然臣窃自惟，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于，地势侵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其实也。臣只欲坚乞一郡，则是孤负圣知，上违恩旨；欲默而不乞，则是与台谏为敌，不避其锋，势必焦躁。伏念臣多难早衰，无心进取，得归浑成以养余年，其甘如荠。今既未许请郡，臣亦不敢散去左右，只乞解罢学士，除臣一京师闲慢应允，如秘书监、国子主簿之类，或乞只经筵就职，庶免众人哗然，可以少安”。

苏轼说自己刚从登州回去，到备员内史舍人曾经，还没人对他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自从加入到免役法的讨论，擢为学士后，便受到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人的防御。

苏轼赋性刚拙，不人云亦云俯拾人言，他直言自己无心进取，但求归浑成以养余年，在京师给他安排一个闲差，以免众人哄笑。

读苏轼的札子，可以发觉到他身心俱疲，一心求去，无意踧踖于政坛。

宣仁皇帝见挽留苏轼无效，便再找机会携哲宗皇后一起予以劝挽。

元祐七年（1088年）六月四日，因吕公著辞相职，委任吕大防侍郎左侍郎兼门下侍中，范纯仁为侍郎右侍郎兼内史县丞，召苏轼入翰林院锁院编写檄文。

编写完敕令后，宣仁皇帝忽然对苏轼说：“官家（皇后）在此”。

苏轼谨曰：“刚才行过礼了。”

皇帝问苏轼：“前年官任何职？”

苏轼答：“汝州屯田副使。”

皇帝又问：“今为什么官？”

苏轼答：“备员翰林，充学士。”

皇帝问：“何以至此？”

苏轼答：“遭遇皇上。”

皇帝说：“不关老身事。”

苏轼说：“出自官家。”

皇帝说：“也不关官家事。”

苏轼问：“莫非是首相推荐？”

皇帝说：“也不关首相事。”

苏轼大惊失色说：“臣虽无状，也不敢托请他人。”

皇帝说：“这是神宗皇后的遗意，神宗皇后饮膳经常看文字，每逢他停箸不举时，内监们就晓得皇后是在看学士的文字。皇后一直边读学士的文章便连连赞扬骑士，不幸的是皇后未来的及启用学士，就上仙了。”

此刻的苏轼早早已感动的泪流满面，因而失声哽咽。宣仁皇帝和哲宗皇后也为之哭泣。

宣仁皇帝语重心长对苏轼说：“学士只须勤勉服侍官家，就是感念先帝的股肱之恩了！”太后命撤御前金莲烛，送学士归院，以金莲烛作为这次禁中问答的宝物献给了苏轼。

苏轼在《和王晋卿》诗中提到他本想归园田居，皇帝赐他金莲烛委以重担：

躬耕二顷田，自种三年木。

岂知垂老眼，却对金莲烛。

宣仁皇帝是勾通大神，她明知故问，以提问的形式启动与苏轼之间的交谈，令苏轼专注于探讨。经过六番一问一答，不得要点的苏轼已绷紧血管，高度紧张，皇帝这才通过一段非常具备画面感的描述，引进神宗皇后，把交谈坠入高潮，将苏轼引入她细心营造的搅动人心的环境之中不能自拔。

哽咽之后，苏轼的情绪日益激化，皇帝命人给苏轼赐座、吃茶，这才踏入勾通的关键环节，将少年皇后哲宗托付于苏轼。

充满智慧的宣仁皇帝晓得，对青春期的哲宗皇后进行教育、引导、影响，帮助其构建正确价值观对大宋王朝的重要性。

她要让哲宗效仿仁宗皇后治国方略，而非神宗皇后的锐意变革，能担此重担的只有苏轼。

春秋四大刺客之一的豫让曾说：“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豫让为智伯报仇，诛杀赵襄子被抓。

赵襄子质问智伯：“你曾经不也侍奉过范氏和银行氏吗，智伯杀了她们，你没有替她们报仇，为何单为智伯报仇呢？”

豫让说：“智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

神宗与宣仁皇帝遇苏轼以国士，苏轼投桃报李，以国士报官家，他经筵讲书愈发勤勉竭力，对政事独立不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坦言而陈，哓哓而辩，非但不再汗衫一己安危。

“朔党”与“洛党”没有舍弃对苏轼的防御，但有宣仁皇帝护着，暂时伤害不到他。它们转而寻求苏轼的门生与关系紧密的同事下手，这一方式让苏轼心力交瘁，他乏力护佑门生飞黄腾达，却误伤它们屡遭到贬。

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屡次遭受台谏防御的苏轼发觉，自己才是是非源头，是她们要诛杀的目标，他寡不胜众，以臂痛目昏为由，多次上奏折力求补外。皇帝只准苏轼请病假，并派人来问疾赐药，不准他外放恳求。

苏轼祈求外放的症结在于台谏对他的防御，宣仁皇帝未能改变台谏风顿时事的机制，不得已只好同意苏轼的恳求。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弹劾翰林学士兼侍读，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

（未完待续，上期内容：“千年英雄”苏东坡之九：北京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