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

□李永明

在苏轼诸多词作中,有一首清丽雅丽、奇情满溢的作品同样为人们津津乐道,这就是《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吊床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是一首颇具风格,饱含矛盾,文思畅达而又意味无穷的词。其中包含着思想与现实的矛盾,情与情的矛盾以及情与理的矛盾,读后令人遐想。而“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等词句也仍然被人们吟诵传唱。

但就是这首风格奇特的佳作,你们却不知来自何时、写自何处?无论网上还是典籍中也少有提到,散见史籍中也只是一笔带过。笔者查阅其中,主要有广州说、徐州说、密州说。

广州,苏轼人生第三次贬官之地。广州说的主要根据是《词林纪事》引《林下偶谈》的故事。相传苏轼归葬广州,一年秋天,命侍妾朝云歌此词。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衫,东坡问其故,回答说:“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苏东坡听后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正伤春矣。”这则故事的时间是绍圣二年(1095)秋,有人说此作是当初夏天之作,实际上苏轼自绍圣元年(1094)十月被流放,一路冒酷暑、历瓮城,跨越大庾岭,跋涉千余里,八月才达广州,最初连居住都很困难,只能长住衙内荣县楼,后又借住嘉祐寺,所在的小城也是沿河而建,依山傍水,这时的苏轼心境平和,“酒醒人散山韶年,唯有落蕊黏空樽”。由此可见,就当时的境况和环境、此时的心情等无法与词情相符。更即便广州之地燕子二月份绝大多数已北上迁徙,八月的松树已经青翠成荫,何来绕梁鸣啭、枝上柳绵?

至于南京说,熙宁六年(1077)十月二十一日,苏轼才抵达南京。当初七月长江决堤,历经七十余天,至五月洪灾才渐消。其后时间大多疏于救灾,因此在宣和元年(1078)十月,还遭到了清廷褒奖。另据史籍记载,当初五月寒食节,饶州刺史李常任满,趁此机会,从北京到南京来访,“至则苏轼还在城外督工”。因而该年春新乡也无法出现“绿水人家绕”的端庄景色。到了宣和(1079)二年五月,清廷下诏苏轼知扬州,八月二十抵杭州任。苏轼新乡两个夏天就是这样渡过的。所以从时间上推断,从当时的洪灾,南京说无法组建。

个人觉得,密州说可效度更高,有几点可以旁证。

第一,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未编年。根据《全唐诗》所载的时间次序,此篇当于密州所作。

第二,在语境和描写手法上与熙宁九年(1076)十月十三“密州冬夜文晋州席上作”(此冬夜应为春夜)的另一首《蝶恋花》相同。

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终古。深惜明年三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

掺鼓渔阳挝未遍。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就冰生砚。

其中“墙里吊床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与“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终古”有异曲同工之妙,号称姐妹篇。而再细细品位尾两句,两位故交风雪之夜其实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但论起朝里朝外之事却也心存火气,没有心情去说些赞扬之词。“清诗未就冰生砚”也就为“多情却被无情恼”作了之后的铺垫。

第三,就词中心境来说,此词当不会在“乌台诗案”之后作。苏轼此作上片着重叹情,下片生发思索,这是情与情的矛盾。而下结“多情却被无情恼”正是情与理的矛盾。密州是苏轼主政的第一站,在这儿他见到了民生萧条的社会现实与清廷实行变法的结果是背道而驰的,而他又无力改变这些现实。此时的他真的是“多情却被无情恼”。“乌台诗案”后苏公大彻大悟,早已不是忧愁的心境,而更多的是超然旷达,“也无风雨也无晴”。所以词中心境似乎与遭贬官以后的心境不相符。

第四,就写作习惯上说,通常作者一个词调用熟以后常常连续填写该调,苏轼也不例外。在南京,苏轼《浣溪沙》一连填了十几首。看密州《江城子》词,苏轼一口气填了四首。《望江南》两首描写的是一春之景,时间上几乎同时。《蝶恋花》词从写作手法的连贯性上,两词写于同一季节,也是有理由相信的。至于“多情却被无情恼”所包含的深层次体会也与此时苏轼的境况相吻合。至于说“有词当有记”,实际上苏轼另一首《望江南·暮春》也未有记载作于密州。查阅孔凡礼《苏轼在密州》也是这两首未载,但从后来青州编辑的资料中只降低了《望江南·暮春》词,却少了《蝶恋花·春景》词。

综上所述,苏轼《蝶恋花·春景》词创作于密州是有其时间、心境、语境、处境、环境逻辑的。苏轼知密州期间,是苏词创作的变革期、成熟期和辉煌期,也是苏轼超然思想的萌发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仍然苦恼于爱民如子的他,而该词作正是这一矛盾心理的真实缩影。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此作列入苏轼密州文学作品系列进行综合研究、系统梳理,这无疑对苏轼文化的挖掘更具有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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