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沈从文生前被冷落,死后却成了国民作家?
沈从文现在是当之无愧的国民诗人,他的《边城》高居畅销书榜单,他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中外学界的认可。但今人很难想到的是: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的时侯,新闻媒体报导的并不多,《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张新颖曾追忆道:当时,诺奖评委马悦然接到香港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够确证沈从文去世的消息,马悦然立刻向中国驻塞尔维亚大领馆查证,“令他惊讶的是,大领馆的文化参赞居然未曾据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晨报》在沈从文病逝后一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觉中国人自己不晓得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认为哀伤。’”评论人周郎顾曲觉得:沈从文的名气起伏,一方面得益于西方学界的推动,如夏志清、金介甫的研究。一方面是由于变革开放后文学环境的改变,促使文学从单一意识形态的衡量中挣开,追求审美和个体自觉的作品,得到了重新认识。
画家沈从文
1.变革开放前,沈从文渐被遗忘
沈从文晚年的时侯,读他的人并不多。批评家给当时的画家排名次,他是个极少被想起的名子,如同他早已速朽,但现在,他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名子。我的一位英文系老师说,在知网查询中国现当代诗人,关于沈从文的论文数目仅次于鲁迅,不亚于张爱玲、莫言。生前边沿,死后辉煌,沈从文经历了大起大落。
“1975年秋天,我去张家界花垣县出席省里举行的创作学习班。在衡阳转车时,我们一行集聚在画家孙健忠老师家里,忽然传来消息说:英国要出版沈从文的选集,拟在卷首附一篇沈从文采下描写过的张家界的现在变化,《人民中国》杂志特派两个记者来到了湘西。”
无独有偶,汉学家金介甫(C.)1975年去伦敦唐人街一家书城搜购沈从文作品的时侯,书城店员冷冷道:“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已是个老头儿。”在当时的中国,书城里也很难买到沈从文的作品。
直至沈从文逝世时,他在大陆的著名度也非常有限。《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张新颖曾写道:
“沈从文逝世了,国外的新闻却奇特地没有声音。十月十十日,中新社电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地发了条消息,十四日《人民晚报》海外版用了这个消息;十四日《文艺报》出现了五十个字的报导。十六日,深圳《新民日报》编发了一篇报导——根据的是台湾消息;十七日,《新民日报》刊出林放——著名报人赵超构——的文章《迟发的讣文》,抒发对新闻‘秘不服丧’的强烈指责。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北京和上海的报纸,找不到旧友的名子。直至十八日,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导。”
当时,诺奖评委马悦然接到日本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够确证沈从文去世的消息,马悦然立刻向中国驻塞尔维亚大领馆查证,“令他惊讶的是,大领馆的文化参赞居然未曾据说过沈从文这个人。香港《中国晨报》在沈从文病逝后一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觉中国人自己不晓得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认为哀伤。’”
《沈从文的前半生》
沈从文在建国后到过世前是个边沿人,得不到文学界的注重。变革开放前,他在大陆文学史专著上得到的评价也非常有限,且多以批判为主。诸如:
1、作者注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文章风格,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但是也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边城》中说:“由于边地的习俗淳厚,便是作妓女,也永远这么古朴。”)他采用的多是当成一种甜蜜格调的奇特故事,写法也是幻想的。后来这些题材写穷了,就按照预想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如《月下小景》、《阿丽思中国散记》),以文字的方法来传达一个奇特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的故事。……作品中不注意写出人物,只用诗歌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但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尽管产值极多,而空虚浑成之病是难免的。他的能够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写小说要成功得多。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
2、作者有意识地把在长年天灾人祸、地主压迫下的破旧雕零的农村,写成丰衣足食、山明水秀的优美田园(如:“黔小景”、“边城”及其他),把过着猪狗生活的劳苦人民,写成是享尽人间温暖、无忧无虑的桃源中的人。作者从本阶层利益出发,尽量掩藏了地主与农户间的尖锐矛盾。他甚少写地主,时常写之,也是被美化了的,这么清俊尔雅,活脱脱是与农户同甘共苦的大善人。他笔下的农户也没有反抗的意识,成了没有理想,没有羞耻、麻木不仁的植物。在“丈夫”中作者更其卑鄙的把农村妇女出卖肉体的不幸,描写成为有利可图的职业。不但“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夜晚所得的钱献给留在乡下诚实肯干、种田为生的儿子”,但是到后来就会“象城里做太太”一样的“大方自由”。年轻的儿子们则心情舒畅地到船头后仓,含着烟囱“看河中风景取乐去了”。这些丑化诋毁受苦难的上层人民的作品,连篇累帙,不—而足。
——复旦学院英文系现代文学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北京文艺出版社,1959年07月第1版,第288页
3、就沈从文创作的基本倾向而言,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即或接触到了,也加以淡忘调和。诗人对于生活和笔下的人物采取旁观的、猎奇的心态;对于黑暗腐朽的旧社会,缺乏愤怒,因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后来,他还写了一些取材神话、传说的作品,称赞具象神秘的原始的生命力,缺乏现实的社会意义。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公路时说:“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法却非常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融化,自然促使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0页
今人很难理解的是,沈从文后半生自诩最重要的作品,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古文物研究,而是讨巧的赞美之作。
他在信里袒露:“如《井冈山之晨》和《红卫星上了天》,对我自己言,也算得是一种纪录,随后即不会为多数理解,却会有三天选到哪些新诗文教材中去代表一格,由于一比较即可晓得,除了近五六年未有人如此来写歌,之后也更不会有人如此打算充分来写歌了。我说可能成为律诗诗的最后‘曲终雅奏’,或是事实。……我倒相信主席等三几人如看到,会点首认可的。由于但凡任何工作一达到一定水平,或有所突破时,总不会在重实际的现代新社会被指摘的。”——《沈从文全集》(第22卷)书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09,第377页
建国后,沈从文不再写小说,加之他是一个不事宣传的人,就连逝世的挥别典礼,也吩咐亲戚不要安排大阵仗,只通知了少数亲朋好友。所以到了七十年代亦慈亦让沈从文,他成为一个被国外批评家遗忘的人。
2.西方学界,夏志清和金介甫重提沈从文
但与此同时,西方汉学界却保留了对沈从文的兴趣。这主要归功于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这本著作由哈佛学院出版社出版,一改大陆重意识形态、社会价值的文学批评视角,指出审美高度和诗人对语言的运用,沿着这个思路,夏志清花了大量篇幅来谈论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等当时大陆并不太注重的诗人,为再审她们的文学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文论支撑。这当中,他就觉得沈从文的小说是一种“玲珑澄澈牧歌式文体,上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从语言和文体上肯定了沈从文的价值。
:“相比老舍,你看沈从文从不改建自己。但我想说,要是没有我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无论台湾还是日本都要把沈从文忘掉了。”
跟随夏志清的脚步,金介甫详尽勾勒了沈从文的一生。1987年,他在哈佛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传》(Theoffú,又被译为《凤凰之子:沈从文传》、《沈从文史诗》),通过详尽的史籍、亲切的表述、以及对沈从文作品的洞见,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鲜活多面的沈从文,进一步促进了西方学界对沈从文的关注。
“他可能是写恩施神话的第一位现代小说家”,“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陈述了生活的真实”,“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她们都觉得,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诗人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假如算主将,这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他以后”。
沈从文
3.变革开放后,沈从文重新被注重
中国大陆对沈从文的注重比西方学界要晚十几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学者凌宇开始他对沈从文的研究,他找到了沈从文的联系方法,专门拟了二十三个问题托友人萧离转呈沈从文,此后将这种问题和沈从文的书面答复整理成文章《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后来又相继发表了《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从边城迈向世界》(上海三联书城出版)、《沈从文传》(上海一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等论文和著作,而且耗费大量精力整理了沈从文生前的小说、散文、书信等,编选成《沈从文诗歌选》、《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选集》等多部编绘,促进了沈从文作品在民间的传播。
千禧年后,张新颖串联错综史籍、笔触质朴的专著《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也是较有份量的作品,作者在旧材料的基础上有新的阐释,把繁杂的史籍,写出了潺潺溪流般的质感,是入情入理的作品。
而在大众传播领域,影响最深远的一方面是各类沈从文文集的出版,另一方面得益于汪曾祺的追忆。汪曾祺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文学家,他的诗歌刺耳明亮,雅俗共赏,因而受众好多。就如评论者孔雪在《汪曾祺:“被遮蔽的大师”为何回温?》一文中所说:“1997年逝世时,他并不算出名。但自其逝世后,每年都有几部作品出版,销量超乎预料的好。他是个逝世后出版作品量远超生前的画家,读者群体囊括老中青三代。”读者们爱屋及乌,都会想去了解影响汪曾祺的画家、老师,沈从文自然是其中绕不开的名子。
1939年,汪曾祺考入东北联合学院英文系,成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观念和实践,深刻影响了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在写于一九八七年的文章《我的老师沈从文》中,汪曾祺亲情地追忆起她们两人相处的点点嘀嘀,他不无流连地说:“沈先生不长于授课,而擅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景色和人物。……沈先生谈及的那些人有共同特征。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迷恋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儿子,对生活饱含兴趣,不管在哪些环境下永远不气馁灰心,无机心,少俗虑。这种人的知性也正是沈先生的知性。”
对于沈从文的创作,汪曾祺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和学者李辉对谈时坦言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应当在一流之列”,又说:“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觉得他的主要思想贯串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觉与重造。他指出人性,真正关心人,注重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阐明,就不是通常右翼画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游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那时侯,艺坛还流传着一个沈从文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说法,当时许多媒体报导:1988年沈从文是诺奖的热门人选,这一说法也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否认:“当时沈从文早已入选,正在评审过程中,他不幸离世,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惯例,奖不能颁给逝世的人,那时我们不得不舍弃。”
中国读者有诺奖情怀,得悉还有这一出,自然在哀叹之余,对沈从文有了更多的好奇。于是,伴随着沈从文与诺奖的错过、他的恋爱八卦、汪曾祺和黄永玉等人的推荐,以及《边城》、《从文自传》等书的热销,沈从文在死后成为国民诗人,他的文学史地位也水涨船高,吴福辉、钱理群、温儒敏、刘勇、孔范今等人的现代文学史专著里,都对沈从文有专章介绍。近三六年,沈从文的作品从边沿迈向中心,他也成为文学里的一位无冕之王。
对沈从文来说,这种都无关紧要了。他安安静静地离开人间,留文字做一点水色的念想,他生前不想念名利,尽管冷清,却也坦然。沉默为他保留了后半生的体面,温柔牵念的水乡记忆亦慈亦让沈从文,则化作春雨,温润了读者的心田。一九九二年十月,沈从文魂归故里。在面对岷江的听涛山上,有一座七彩翡翠石做的石碑,沈从文的一半骨灰就抛洒在这儿。这座石碑的正面写的是: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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