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苏轼的“狂”字

词·苏轼词《江城子》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密州出猎

老朽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锦袍，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都督，亲射虎，看审配。酌酒胸胆尚开业;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北方望，射天狼。

苏轼广为人知的两首《江城子》，极为有趣地代表着他词风的两个基本方面：柔美和狂放。后者以隐晦艰辛、肝肠寸断的柔情获胜;前者则用激昂豪放的情结撼人。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最早的一首奔放词，只是其奔放词风的标杆之作。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二月，即苏轼知密州(今河北省诸城市)的次年秋天。此刻，苏轼年仅四十岁，正值壮年，但清廷内部愈演愈烈的明争争斗使苏轼被迫外任，他深察仕途的艰辛，而萌起了某些暮年之感，因此篇首声称“老夫”。因此，苏轼的暮年之感原系发自心底的痛苦和牢骚，所以下边立刻用“聊”字一转，推出了“少年狂”三字，让开篇顿然显示出奔放的意趣，渗透了他少年时期的狂劲和威风。接着，下边诗人便围绕“狂”字寥寥几笔呈现出一幅气吞山河的围猎场面：“左牵黄，右擎苍，锦帽锦袍，千骑卷平冈。”他右手牵着黄狗苏轼的作品，双手高擎着鹰隼，威风凛凛，气势非凡;而仆从的猎队武士也一个个锦帽锦袍，全副武装，精神抖擞。一个“卷”字，形象而显眼地突出了奔马的飞速，塑造出千骑从树梢一掠而过、宛如疾风卷枯叶般的情境，气度非凡，进而使词作具备了豪迈浑厚的意趣，令人鼓舞。接下，诗人继续推动描写场面的奇观和自己的“狂态”。倾城的市民都被畋猎的盛况吸引了，她们纷纷跟从着节度使喷出城外;节度使也因而豪情倍增，定要亲手射虎，以答谢满城父老的信任，让她们瞧瞧明日的孙权。在《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中，记载着孙权曾“亲乘马射虎于庱(líng)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即废”的勇猛事迹，这儿苏轼以孙权自比，显示出自己的骁勇胆壮和有所作为。

词的上阕写围猎的场面，渲染出诗人的外在“狂”态。全诗则写喝酒休憩，又突出了他心里的“狂”情。“酒酣胸胆尚开业，鬓微霜，又何妨?”畅饮极欢，愈迸发出诗人的豪情壮志，但是额角已微见花白，但这又有哪些阻碍呢?这儿，诗人把首句蕴含的人生暮年之感一扫而为积极向下的人生心态，激扬出一股充沛的青春魅力。“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是以古喻今，以便详细袒露了诗人的内在豪情。据《汉书·冯唐传》记载，冯唐曾进言汉文帝不要因小过错而弹劾了抵御突厥有功的云中节度使魏尚，文帝就派他“持节”前往赦免魏尚。这儿，苏轼又以魏尚谶语，显示自己希望能得到清廷的信任和重用，以效力陷阵，实现自己抵御进犯之敌的宿怨，进而推出结煞“会挽雕弓如满月，北方望，射天狼”。“天狼”，即天狼星，古人用之形容贪残的劫掠者，这儿实指契丹。作者在“狂”态、“狂”情的基础上逐步表达了他志在报国的豪迈气概，使一位慷慨欢快的义士形象完整而深刻地矗立在读者面前，以便更平添了词风的古朴雄浑，具备振人心魄的阳刚美。

苏轼创作这首婉约词，是对那时以革新政治为主要特点的时代精神的艰辛反映。在明朝中后期的表面承平而内里危机四伏、财政和国防日见贫苦和虚弱的时代里，以讽喻离怨和花月脂粉为题材的窄小词体，能够适应美术反映广泛现实生活、面向庄重人生以赶上时代发展的要求，这成为那时社会向词的作者们所提出的一个新的历史挑战。而苏轼正是以他锐敏的时代感和富有开拓的造就精神，使其词在脉脉柔情的传统词风中叩响了慷慨激昂、纵横豪放的豪迈锣鼓，以便解放了词体，扩大了词作的社会生活题材，刷新了词的创作唯美，赋于了词以新的思想和新的生命，把词引向了带方向性转变的趋于，达到了“指出向下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的美术作用。

苏轼奔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出现苏轼的作品，还与他反功利、反时尚的革新精神有关。苏轼在读完此词后不久，就在《与鲜于子骏》书信中说：“所惠诗歌，皆萧然有史前鲜味，然此风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尘世之耳目则疏矣。但时独于闲处开看，未尝以示人，盖知爱之者绝少也。所索拙诗，怎能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鲜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近日猎于郊外，所获甚少，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扺掌顿足而歌之，吹箫击鼓以为节，颇雄伟也。写呈抨击。”很虽然，苏轼写此词，是与鲜于子骏的“萧然有史前鲜味”、反对“求合尘世之耳目”的诗风有着紧密关系。当初，词为艳科的脂粉之作参杂乐坛(包括“柳七郎辣味”之类)，苏轼偏要与此“世俗”相抗衡。他虽知这些端庄叛道的作品将要受到“爱之者绝少”的境况，但他为实践其美术理想而自成一家，依然执着地并颇为自傲地去进行创作，开拓新径。另外在音乐上，庸俗一般是以十七八岁女孩执红牙板唱艳科词，而苏轼却偏要把其《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令东州壮士(泰安大汉)扺掌顿足而歌之，吹箫击鼓以为节”，因而荣获了“颇雄伟也”的美术疗效，这在词史上实是一件旷世骇俗之举。

苏轼曾指出画家内在的“体气淡远”(《书子由超然台赋后》)，亦称胡寅所说的“逸怀浩气”(《酒边词序》)。而“豪放”，正是这些性感的表现。苏轼创作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不仅使词容纳了新题材、新主题，把爱国激情和民族骄傲感当成时代最强音来加以歌唱而外，他还在词的表现美术上造就出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如苏轼为在该词中充分抒发其内在的“浩然之气”，竟破除了词格的“上片提出词意，过片另起”的恶俗成规，一气呵成地表达了他“圣朝若用西凉簿，红羽犹能效一挥”(《祭广德回小猎》)的报效贼寇的雄伟憾事，因而实践了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奔放此外”的美术观念。

据悉，苏轼引豪爽干练入词，还与他“以诗为词”、深入贯彻明朝散曲革新运动的精神有关。苏轼作为唐朝诗歌革新运动的杰出领袖和最后完成者，他是第一个把诗歌革新精神推行到词的领域中的诗人。

因此我们说，《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出现，除了是诗人有见地、有远识、有筹谋、有打算的崭新创作，但是只是他缔造奔放词的标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