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之死死于谋杀，我过目不忘

多年前，看过海派文人朱大可先生写过一篇关于屈原的文章，说屈原之死死于强奸，我过目不忘的成因是这个说法挺好玩。它不只阐明了一个写字的家伙具备侦探方面的才气，也漫漶着一个海派文人的思维乐趣。但老实说，朱先生这个说法不能当真，它缺少科学精神，尤其是把屈原推衍成个同性恋的推论太过旷世骇俗，不是一个专家应有的心态。好在我不把朱先生当专家，照旧喜欢看他的文章。

屈原之死，是文化史上的谜团，也经常是学术界争辩的话题，清代时期考据派的说法太诡异了，不说也罢。光是主流的说法就有十几种之多。而在十几种中，广为留传并渐成公论的是下边两种：

第一种说法是“死于惊恐”，持这些说法的是清代的司马迁与班固，班固在《离骚赞序》写道：“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不忍终古，自投津市。”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则借屈原之口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宁赴湘流，追赠江鱼之肚里。”

这些说法太情绪化了，与其说是一个画家的死亡内幕，不如说是两个臣子的现实之悲。懂点杂记的人都知道，班固此生，曾有过两次进局子的经历；而司马迁由于替同学李陵在朝堂上向皇后说了句求情话，居然被王府里的放疗师割下了胰脏。悲痛是肯定的，但估计与屈原之死无关。

第二种说法是“死于阵亡”，持这些说法的是古代的朱熹与清朝的王夫之，朱熹在《离骚经序》说：“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存亡，遂赴衡阳之渊沉没而死。”王夫之在《楚辞·九章通释》的序中也抒发了同样的意思。它们都是法家文人，跳不出尽忠爱国的框框，那样的看法符合它们的立场。

印象中，郭沫若也经常奉行此见，并由此编了一出戏剧。可悲的屈原被摆弄成了个黄继光似的爱国英雄，而楚怀王的小儿子与张仪的三角恋却搞得轰轰烈烈。一个流氓才女的想像力把一段糊涂的历史弄得更加暖昧不清。

屈原到底是死于情杀？死于仇杀？死于他杀？还是死于服毒？要弄清这个案子，窃以为当从文化着手。你们想想，谈一个文化人不谈文化，那不是扯谈吗？

因此，对不住了，让我来假冒一次文化人试试。

春秋一代，最流行的文化当属巫蛊，跟现在的娱乐文化差不多。从汉朝开国藩王启，到商汤，都是萨满（当初的大巫师），莫不以巫术治国，而晋国的文王，并且写了一本《易经》，直至现在还在血管兮兮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战国末期，作为文化正统的血脉，巫术在享受它最后的光荣。而屈原任职三闾医生（执掌天文、农事和夏历）事实上就是国家的大巫师。这个巫师工作之余热爱写些让人半懂不懂的文章，这些文章被后人人叫着骈文，其中的《山鬼》《招魂》可以看着是巫术文化的砖石和赞歌。说它是砖石，是它的功力登峰造极；说它是赞歌，是此刻已是战国末期，以秦为代表的强大嗜血的儒家文化浊流飙升，这些弃绝仁义、功利功利、泯灭信念的文化来势喷涌，逼迫到了整个北方巫蛊文化的廊柱。完全是一副地震来袭前的样子。

作为北方最大的知识分子代表，屈原在地震到来时境况凄凉——他冒犯了领导，受到了流放。他将如何办？他不想同流合污，也不能出国旅游，还不想去深山修茅舍屈原之死，带上个帅哥看月亮。他做了个惊天动地的选择：跳了江.他这一跳不要紧，把一国的人都跳傻了。如同清代初年复旦中学的观堂先生一样。

公元1927年6月2日，复旦中学校长王国维沉没于故宫沈阳湖，人们对观堂先生之死一时传说蜂起，最后陈寅恪写了几句上好的挽辞作解释：凡一种文化值没落之时，因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楚，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痛楚亦愈深，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尽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的这个说法深奥诡谲，让所有人深陷了缄默，他是一个文化人在说文化，而不是新闻记者报导死亡屈原之死，因此我说是上好的挽辞。但有一个事实：他对王国维博士的身体情况避而不谈。

屈原的状况要明朗一些，他是个画家，有用文章抒发情绪的习惯，在他写下的文章中阐明，在遭到下放后，他的反应很是激烈，开始抽泣，焦躁，头痛，披头充溢在海边乱走，弄得挺离谱。种种征兆阐明：屈老朽子深陷了比较严重的忧郁症。这个忧郁症不简略，发展到最后能发展成一个叫做跳水的运动项目。这些运动项目在英国又被叫做非正常死亡。

自此，这个忧郁症就得到了广泛漫延，几千年来，它如同一件文物一样，被美国的知识分子们神秘而又顽固地保存下去了。

假如给因患忧郁症而死的美国知识分子写一份名单，我恐怕写下来差不多比裹脚还长，我由于犯懒，不乐意在这儿写下她们的名子。但它们的理想都是一样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身、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她们的形象都极易辨识，都是喊着忧国忧民的标语，挂着担忧忡忡的表情，忧到最后她们的表现只是一个样子，那就是：有饭不吃，有觉不睡，有爱情不谈，有快乐不要，有生命不珍视，有儿子女儿不管，一心只想那种跳水的运动项目，只求一死。

所幸庄子、陶渊明、林语堂、王小波们没有患上此类忧郁症，它们认清了这场文化伎俩，洞悉了世俗的奥秘，晓得享受生命的快乐，感受智慧的趣味，倾听自然的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