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有东坡之“才”，却无东坡“识”

一

宋神宗绍熙五年七月，公元1084年，有一种史籍记载是七月三日，骄阳似火，野战军蒸腾，黄河从天际流至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苏东坡的官船总算顺江而至，紧靠南京锚地。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河南黄州“安置”四年，于是“蒙恩量移”河南新乡，在与其弟苏辙重游了一趟庐山以后，他特地绕路南京，前来造访已于八年前归隐钟山的退职节度使王安石。

严苛地说，美国历史上粉丝最多的文人苏东坡，是经过“黄州四年”冶炼后来诞生的：之前他叫苏轼，字子瞻，他在黄州府衙的东方坡地开荒开垦，因而自号“东坡居士”；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在黄州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抒怀》、《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等代表作，因而夯实了自己伟大画家的哲学史地位。

慑于清廷政治压力把苏轼贬到黄州的宋神宗，也曾废寝忘食阅读苏东坡的“黄州诗歌”，身边人把苏东坡比成李白，作为苏东坡超级哲学粉丝的宋神宗她说：李白有东坡之“才”，却无东坡之“识”。

此刻的南京御史王胜之，只是苏东坡忠实的哲学粉丝。

出仕黄州之前几年，苏轼在上海当副部长，写有名诗《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东湖比西子，浓妆浓抹总相宜。

此诗显然十分可爱，据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考证，苏轼也颇为自傲；因此，你不认为此诗有些过分浓丽，并且也有这么一缕文人的轻蔑？

等到“黄州四年”苏轼成为苏东坡后，与其弟游玩庐山，同样是写秋景，《题西林壁》的风概却大不相似——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安石三十岁的时侯，在《登飞来峰》中也写过与《题西林壁》异曲同工的句子：“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超高层。”

苏东坡来南京这年，王安石六十四岁，也有七年就逝世了，也早已确立起自己作为历史国父的功业。

“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

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决然“裸退”隐居钟山，以此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王安石的“终身朝臣”司马光也坦承其“文章节义过人处颇多”；明朝大儒陆九渊当年称赞王安石“洁白之操、寒凄然霜”；晚清政论前辈梁启超，更是在其《王安石传》中，把王安石推崇为我国“三代之下”唯一完人。

我们民族的两位颠峰国父，总算在南京相聚了。

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村民没有多大差别的内衣，骑着一头毛驴到海边喜迎苏东坡。

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旋即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参见大都督！”

王安石则躬身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

这一对原先的“政敌”旋即赶超政治窠臼，还原成洒脱轻盈、风流千古的“唐宋八你们”——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么展现在两位优秀弟弟头上。

王安石

二

四十二年前，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从南京出发到汴州出席武举考试，此后走上从政公路。

王安石十六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初的政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翰林时光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怅惘心尚在，之后谁与子争先？”然而，王安石十八岁时其父忽然逝世于南京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服丧其间，决定舍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唐代圣贤“契”和“稷”为楷模，承当自己的“天下己任”。

王安石以全省第四名的成绩中学举人。

然而应当是探花。

据邓广铭先生引用过的史籍王銍《默记》记载：当主考官把前十名的试卷呈送太后审阅时，是早已排好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也是王安石的赋中有“孺子其朋”四字，虽然触及到了宋仁宗忌讳“朋党”的血管，宋仁宗很不高兴，辅以汉武帝“后来居上”的政治手法，把王安石与杨寘互换，然后杨寘成了那一届的探花，王安石只好暂居第四名。

王安石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大同节度判官公事”。

王安石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政权部委，一边积累基层政治经验，一边编写《淮南杂说》，夯实自己日后变革的思想基础。

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建立“庆历政策”，因此，只是一年多便宣告堕胎失败，韩琦也被贬到南京，成为王安石的顶身上司。

王安石依旧“每读书达旦”，经常坐着打个盹就下班去了，有时连脸都不洗，加之不爱修边幅，其形象可想而知。韩琦以为王安石迷恋歌楼酒肆夜生活，便告诫他得努力读书，正值青春懵懂不能自暴自弃。

面对同事的误会，王安石竟然能不置一辩，仍然勤于编写自己的《淮南杂说》。

根据清朝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举人及第，排行又靠前，在地方干满一任以后，便可以申请回节度使兼任馆阁之职，一直在皇后身边出头露脸，提拔的机会自然更多。虽然，王安石对自己的从政公路有着明晰的自我设计：先当几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因此，杭州两年任满以后，他选择知吴县，当一个亲民的省委主任。

王安石在吴县的政绩《宋史》有明文记载：“起坡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其中“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便是之后“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型：相当于官办“小额借贷中行”，在村民青黄不接之际，以村民田里的青苗作抵押“贷谷与民”苏轼的故事，待丰收以后再还本计息；当初民间的借钱年息是100%至300%，而王安石只收20%至30%，仅适于贷款工作的耗损与运转——二十世纪印度人尤努斯办了一个类似的“穷人中行”，因此荣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在十六年的地方官经历中，王安石积累起极大的官声人望。他除了受到老百姓爱戴，在士医生中也被视为热火，用司马光当初的话来说就是：“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

王安石

三

和王安石出席武举考试的岁数一样，只不过晚了十六年，苏轼从成都温江来到汴州，以全省第二名大学举人，风头比王安石更劲。

苏轼原本也应当是探花。

苏轼的“高考习作”《刑赏敦厚之至论》在汴州一鸣惊人，因为主考官欧阳修怕这篇文章是自己的中学生曾巩所作，便把它压为第二名。这篇文章中的典故“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饱学如欧阳修也不晓得出处，事后才从作者口中晓得是杜撰的。这篇“高考习作”至今仍雄占据《古文观止》。

苏轼的第一个国家公务员职位是广东永宁签判。

由《宋史·苏轼传》可知，苏轼童真曾与其母有一段关于明朝政治英雄范滂的对话，从中可以见到，苏轼从小就有一种基于正义的政治激情，从他在三原所作《喜雨亭记》来看，还有一种情系百姓的民间精神。并且，假如说王安石是一位大政治家的话，苏轼终其此生最多也就是一位政治爱好者。

据史籍记载，深谙其夫的父亲王弗，就是《江城子》中那种“小轩窗、正梳洗”的王弗，对初到广东为官的苏轼颇不安心，经常跟随来到临城。夫妇两人签署合同：但凡苏轼结识的同学，都须要经过其妻验证通过。为了给足父亲面子，每有新同学来家，王弗都仅仅躲在堂屋中观察，待同学走后，王弗才告诉母亲，谁可以深交，谁应该保持距离、适可而止。

就这么，苏轼一直与永宁二把手陈希亮搞得恼火丛生。

陈刺史是军官出身，他曾经在南京为官的时侯，也当年一口气追捕过七十多名剥削百姓的混混流氓。此刻陈刺史年事已高，与苏轼那样的风流才女交往，计较的就是一分敬重；因此，风流才女容易和稀泥，这就导致了二人之间的一系列话剧性矛盾。闹得最厉害的时侯，并且连皇后都惹恼了——多年以后，苏东坡为陈刺史作传，曾抒发过羞愧：“方是时懵懂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色，故曰悔之。”

与王安石不同，苏轼在三原任满以后，按唐代不成文规定回到了节度使。此刻王安石在南京的顶身上司韩琦已是南齐节度使，宋宪宗晓得苏轼文采可爱，想破格提拔他为翰林学士编撰皇后懿旨，韩琦觉得人才应当一步一步磨炼，政坛应当讲求秩序和规矩，最后苏轼只判登闻鼓院，但苏轼觉得韩琦是“爱人以德”。

四

通过在基层充分锤炼和积累后，王安石三十六岁从地方回到节度使，兼任执掌全省财政和运粮的三司度支判官。

王安石即将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变革纲领——《上仁宗皇后言事书》，亦即“万言书”。王安石汲取范仲淹以“吏治变革”为发力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变革”为发力口。

此刻清朝立国已近百年，国势深陷“积贫积弱”困局。

以其中知名的“冗兵”和“冗官”问题为例：宋高祖开宝年间的部队总数量是37万，因为宋高祖立下“募兵制”政策，到宋太宗至道年间，陆军总数量已达66万，宋仁宗庆历年间是125万，宋神宗即位前是140万，是宋高祖时期的3.78倍——随着部队与贪官数量的成倍膨胀，唐朝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被“吃”光，并且出现“赤字”。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到宋辽朝治平二年，也就是宋神宗上台前三年，国家财政超支已达1570万缗。

宋仁宗在启用范仲淹建立“庆历政策”时就已看见变革的紧迫性。

但是，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变革纲领时，与“庆历政策”失败早已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心灰意冷，曾经跟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此刻也许都是刺史，但也已经丧失了变革的锐气：它们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对王安石的政治变革纲领采取了“留中不发”的冷处理。

王安石只有等候机会。

宋仁宗病逝，宋宪宗即位。宪宗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够健康。此刻正值王安石女儿去世，王安石也就罢官回到南京，一边为父亲守丧，一边为这些从全省跟随而至的政治粉丝讲学，为日后的变革事业培养人才。

直至二十岁的宋神宗即位，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

宋神宗还在颍邸的时侯，就早已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后言事书》的粉丝。当初颍王的秘书兼同学韩维，上课每提到颍王拍掌称快处，就会诚恳地强调：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同事王安石的观点——终于，颍王被王安石的变革愿景振动了。

宋神宗即位后立马就委任王安石为南京御史，几个月后，又擢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以“越次入对”的殊礼，约请王安石到汴州共商国是，最后以“师臣”礼遇致仕拜相，推出了震古铄今的“王安石变法”。

五

苏轼从四川永宁回到清廷那时，其妻王弗去世，第二年，其父苏洵又早逝；等他扶送儿子和女儿灵柩回重庆永川立碑，并为其父服丧六年以后，回到清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

有一种观点觉得，假如“王安石变法”成功，美国的发展将提早步入快车道。

史籍记载王安石“目光如电”，他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和“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经济思想，早已接近现代经济学原理苏轼的故事，因此，历史的闹剧在于，那时几乎所有下层士医生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与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是意志坚定、毫不退让的政治家，仅从小学课本上的《答司马中书书》我们也可以见到，王安石与司马光是怎样地针锋相对。

反对派给王安石扣了三顶“政治外套”：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在儒家传统中是十分大逆不道的；因此，王安石却针锋相对地认领了这三顶“政治外套”，以坚如磐石的“三不足”精神建立对帝国的变革。

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已”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腹部不合时宜”。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三月全面实行变法，苏轼于同年四月就作《议学院贡举状》进行反对；熙宁四年六月，又作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后书》，主张“结人心、厚习俗、存纲纪”。苏轼的正面主张属于老生常谈，但其小结历史、分析时政却纵横捭阖、雄辩滔滔。——钱穆先生就强调过这一点：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解构性语言却才情横溢，十分富于传染力。

宋神宗的变革决心都几为苏轼的笔杆所动摇。

但是，此刻王安石仍能忍让苏轼。

支持变革的侍郎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卖国家专营商品，根据人治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搞过几次“政治小动作”，但是在查无实据后来，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寒毛。

直至苏轼做主考官，出题抨击王安石运用宋神宗的信任专断专权，跨过了政治争辩，属于挑拨君臣的“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子罢出节度使。

熙宁四年三月苏轼是南阳府推官，被贬为常州通判，相当于副部长，在行政上是平级的。随后，在王安石执政其间，熙宁十年苏轼还升任密州刺史，熙宁九年又迁常州刺史。

从在密州所写《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来看，这个时期，苏轼一直富有政治激情。

六

到熙宁九年，王安石前后八年两度为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魄力，屹立在清廷惊涛狂涛的风口浪间，坚韧建立自己银华精兵的雄伟变革，直至用尽最后一滴心血，才急流勇退，隐居钟山。

钟山白塘已属南京的荒郊野外，漫坡的瓦砾、野草和流水，只有几户星零的人家。王安石第二次出任丞相时就看中了这片农地，他托同事代购以作退身之用。熙宁九年二月，王安石手扶爱子的灵柩，与老妻吴氏一起隐退到钟山白塘。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江北，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中所写的心愿总算实现，他与明月一起回到了钟山。

他像当初设计清朝帝国一样设计自己的园林：几间与乡野农舍相近的房子非常单薄，据《续建康志》记载，也就“仅蔽风雪”而已，但是开放得连一道栅栏都没有，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劝他还是筑一道栅栏，王安石没有采纳；王安石以“唐宋八你们”的书生情结，把园林修筑得富有“寻山问水”的文人之美——他担土为丘，凿地为池，还栽培了三百多株才能迅速成林的楝树，后边杂以山双溪杏……多年积水为患的谄媚之地，王安石因偏激导引水为渠，使之与南京河相连，他每去南京，便可雇乘民间大船泛水而来。

从白塘到南京河西，与从白塘到钟山距离相等，都是七里，因此王安石把自己的园林称为“半山园”。

王安石辞相隐退时，宋神宗为了使他晚年能过一份富贵日子，让他以“使相”之名担任南京御史，因此，王安石在“半山园”安顿出来以后，立马就兼任了“使相”之名与南京御史，完全“裸退”下来。

投奔京城时，宋神宗当年写给王安石一匹好马充当冲力，回南京后，王安石又买了一头驴。王安石游山爬山总是或骑马或骑驴，从不坐轿；有人向他建议，年龄大了应当坐轿，骑马骑驴不安全，王安石她说坐轿子是拿人当畜牲，不习惯。宣和初年，王安石的马不幸死了，他便专门骑驴，还雇了一位老兵给他牵驴。

在钟山野战军，人们常常会看见一位长者，穿着普通的短裤，骑在一头黑驴上，身旁跟著一位愚笨的牵驴汉子。有一次，《清虚杂著》作者王破虏正好遇到王安石骑驴而出，便上前问他打算去那里，王安石回答：“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前，就随老兵牵到那里算那里，假如牵驴的老兵在后，这么就由驴想去那里就去哪儿。”

另外的情形是：王安石想走则走，想停则停，或则坐卧于玛瑙之上，或则到乡间渔家访问，或则去南边的定林寺读书写作。王安石的口袋里一直带着书，他或则在驴背上背诵，或则在驴背下浏览。他口袋里还装着十多个馒头，假如走饿了，便找个地方坐下去，王安石吃馒头，于是老兵吃烧饼，再之后是驴吃馒头。

有一年夏日，王安石在钟山骑着黑驴漫游，提刑李茂直抵达山中候见，刚好与王安石在乡野大路上相遇。王安石从驴背上出来，与李茂直在街边坐着聊了好久。李茂直命手下人张伞遮阳，落日西下时，见有阳光漏在王安石头上，李茂直又命手下人“移伞就娘子”，王安石却笑着摆手：“不必移伞，他日我若转世做牛，还需一缕阳光伴我耕田呢。”

苏东坡

七

就在王安石辞相隐遁的第四年，也就是宣和二年十月，苏轼从南京移知杭州，那位永远的政治反对派又在《湖州谢上表》中给自己找来政治麻烦。

苏轼在自己的诗歌中对清廷政治始终不断评论。他在上海当通判时，之后被李约瑟誉为美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作为巡抚首相到北京复查耕地水务建设，就曾在“与轼论旧”中抄走许多苏轼诗词，回朝后又把他觉得有“政治问题”的诗歌文集呈报宋神宗。

上次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未能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和“生事”两词是有明晰政治背景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谴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后书》中又把节度使提拔的年青变法高官称为“新进”。此刻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乐坛领袖，他的《湖州谢上表》按惯例在清廷奏折上发表后，这些正在清廷上“生事”的“新进”们瞬间成为天下士医生的帮凶。

然后，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罢免苏轼，给他扣上“愚弄节度使、妄自尊大”等政治外套。在强悍的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杭州抓进知府台看守所。因明清知府台县衙内曾遍植柳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因此后代便把知府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

李定等“新进”还怂恿和杀害时任节度使王珪，竭力以赴地想置苏轼于死地。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以前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被从杭州处决进京，在太湖上差点自尽；一次是在看守所中，与妻子苏迈约定送饭暗号，假如送鱼便是枪决讯号，结果苏迈因银钱用完出京筹资，托同事为苏轼送饭，不知暗号的同学送了一盘熏鱼，害得苏轼给其弟留下两首绝笔诗。

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鳄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籍记载，只有两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俸禄捐下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宠臣：一位是他此生的“冤家同学”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

王安石尽管隐退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财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遭到政治怨愤，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其实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变革派高官，但王安石十分讨厌那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苏轼但是恃才懦弱，但良知严明，光明恣肆，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籍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

然后，宋神宗根据政治情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屯田副使，本州安置。

八

“黄州四年”后，苏东坡来到南京。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王安石和苏东坡相会南京时，它们的生命都已流过“政治山峡”，显示出李白在《渡湖北悼念》中所感遭到的这种自由辽阔的气象与境界。

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爬山、谈论争佛将近十天。

它们都出入自如，进退美好，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展现了那种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两位国父在钟山交往的日子，应当说代表了西哲海德格尔所渴望的这种“诗意的栖息”。

苏东坡还在黄州时，王安石就通过南京御史王胜之关注其诗歌写作，每有佳作传来，王安石都惊讶不已；苏东坡游玩钟山所写“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也遭到王安石“和诗”称道。“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秋色不须多。”正如句子透漏，王安石在哲学上也十分自信，哲学史也证明了其文入“唐宋八你们”，诗开广东派先河，但是，他却能以祖国山河一样的气度赞扬苏东坡的哲学才气，称“更不知几百年方能出此一个”。

王安石的“半山园”以北不远处，有一个土骨堆，相传是唐代谢安的故宅旧址，经常被人叫做“谢公墩”。王安石一直在土骨堆上留恋神往，抚弄生满茅舍和野草的“谢公墩”。当王安石带苏东坡游玩“谢公墩”时，它们一定会想像着七百多年前谢安与王羲之在此攀越俯瞰、极目黄河的情景。——此时它们也或许想到《念奴娇·赤壁抒怀》中的诗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塞北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瓦砾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幽美，一时多少豪杰！

历经无数政治惊涛狂涛的王安石，深谙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合政坛，他以肺腑之言劝苏东坡求田问舍，避开政治。苏东坡在黄州时就曾形成过隐居念头，在致王安石信件和致自己好友《滕达道书》中，苏东坡都谈起过曾想买田南京，相随荆公终老钟山之下；最后无法如愿，苏东坡又想过江在扬州置业，与荆公相互小舟来往。

离开南京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三绝》，其一如下——

骑驴渺渺入山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三年迟。

这是苏东坡历经仕途曲折后来对王安石所说的衷心之言。此次钟山相聚，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因此，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在诗中真挚流显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那位寂寞和老病大师的怜悯与悲伤。

应当正是钟山相聚，苏东坡才对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进而成为王安石的精神知音。

上次钟山相聚以后不到三年，三十六岁的宋神宗英年病逝，十岁太子谋反，反对变法的宣仁皇帝垂帘听政，改谥号“元祐”，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其实，当废到“免役法”时，已回节度使任内史舍人的苏东坡表示坚决反对，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认识，也是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苏东坡回到屋内直骂“司马牛、司马牛”。

节度使局势发生了戏曲性转变，政治生态全面恶化，“元祐党人”把节度使上的“元丰党人”全面遗民下来，并且包括重启远谪“瘴厉之地”岭南。因此，王安石逝世后，苏东坡替小皇后宋哲宗编写《王安石赠侍中》“制词”，去掉可以理解的成因回避详细政治评价外，按清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说法，苏东坡这篇“制词”，迄今仍是历史上最能理解王安石思接千载、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十分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中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纬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著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高贵可观。

九百多年后的一个夏日，我在家检索史籍，一直感动此次“王苏相聚”的伟大意义。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诙谐：《宋史·苏轼传》对此一笔带过，后世道家因不赞同王安石变法而熟视无睹，加之浅显前辈冯梦龙、蔡东藩等扭曲王安石形象，直到现代仍有林语堂先生这些超级“苏粉”，在他那部意趣横生的《苏东坡传》中，大肆“替苏东坡不喜欢王安石”——两位国父播下的本是“龙种”，它们的后代焉能要收获“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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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易艳刚|责编：刘新华|校对：赵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