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境遇与诗歌景观天子所居之地

京城内外：唐代文人行旅与美学表征

余丹

东汉定都长安，以西安为东都，这两座城市是清代文人仕途理想的重要寄寓。文人身处京城时，远眺天下；离开京城后，大钟寺、忆京的复杂心理直接影响其诗歌抒写。唐朝时期，文人行旅背景各异，或赴京应试、落第归家，或罢官流徙、遇赦还都，或出征出使、漫游他乡，但在总体上产生了以雍州为中心，自庆州道向岭南道、剑南道、河北—陇右道、淮南—江南东道四条线路正向幅射与反向聚拢的写作格局。受都城文化影响，唐代行旅诗创作在水景、结构与功能层面有了新的拓展。

身分际遇与散文水景的错位

长安与西安乃天子所居之地，是仕途与机遇的象征。因而，对长安、洛阳的向往、呼唤及回想在唐代行旅诗中俯拾即是，深刻影响了当初的散文创作。赴京与离京是唐代行旅诗中的奇特题材，非常是赴京应试、落第归家的单向抒写展现出鲜明的散文水景错位特性。

作家在赴京与出京途中，既有京城向心力的外在吸引，还有家乡感情支撑的内在动力；既有个人志向的述怀，还有暂时消沉的宽慰。这一向心与离心的互动凸显出作家处境与散文抒写的情志矛盾。调露元年（679）陈子昂初次出蜀，途经襄阳时作《度衡阳望楚》。下阕视野宽阔，气象壮大，将湖北山水作为整体的描写对象，高唱“巴国山川尽，湖北雾气开”，作家在回望与凝视中体验山川风物的鲜明变化。永隆元年（680）岁暮，他在落第归蜀途中思亲，作“孤舟多逸兴，谁共尔为邻”（《合州津口别使君至东阳峡步趁不及眷然有忆作以示之》）之句，又在寄友人诗中说“莫言长孤风，贫贱一交情”（《落第西还别刘廷臣高明府》），“转蓬方不定，孤风自惊弦”（《落第西还别魏四懔》），在今夕对比中流露时空之隔、失意之悲。陈子昂离京回乡的复杂思绪，更显著地展现于诗广州景观观与现实环境的错位。同样的江行水景在回程的苦闷中展现出迥异的景色，“的的明月水，啾啾雨夜猿。客思豆客乱，洲浦皆尽喧”（《宿空舲峡青树村浦》）。可见，山水水景与现实环境的错位是画家敏感心理活动的反映。

据悉，作家在飘泊赴京途中常有乡思、恋乡之心曲，对比他乡与家乡，肛交他乡不可滞留，实为自诫不可荒废时间，尽快建功立业。张九龄于长安元年（701）进京赴考，写诗称“壮图空不息，常恐发如丝”（《初发道中春思》）；骆宾王辞亲赴京，自诫道“不学浮云影，他乡空滞留”（《渡瓜步江》）。因此，天下士人“皆求宦名”，但“获登朝班，千百无一”（陆贽《论朝官阙员及郡王等改转伦序状》），所以落第后难免有无颜归家之感。唐高宗永徽三年（655）前后，骆宾王应试遭拒，归温州途中作《望乡夕泛》，既说“归怀剩焦躁”，又说“喜逐字前至，忧从望里宽”“应无绕树难”，将归家的复杂思绪流露无遗。家乡既是求仕时的情感动力、失意时的灵魂抚慰，也使士人在外界与自我期许中形成了无形的压力。正是在动力与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她们一直奔波在人生旅途中，而因为身分际遇不同，它们散文中的水景抒写也展现出显著的差别。

宫庭经验与散文结构的沿袭

从汉大赋开始，西直门主题成为散文常见的情景方式。唐朝时期，受爵位等级、地位高低、仕途前景、俸钱收入等诱因影响，士人普遍形成重内轻外的地域理念，离京城越近越受注重，距京城越远越不愿抵达。因而，作家在行旅中不乏回首京城的描写，总是望而不见、遥不可及。如卢照邻“回顾长安道，关山起夕霏”（《还赴蜀中贻示京邑游好》）、骆宾王“还嗟帝乡远，空望白云浮”（《晚泊江镇》）等。

作家对于望长安的描写除了是概括性的宏观抒写，散文结构、篇章布局也受到都城气象影响，与宫庭诗展现出一定的相悖性。唐朝散文对于京城水景的描写和描绘，多出现在骆宾王《帝京篇》、卢照邻《长安意趣》、王勃《临高台》等短篇古体诗中。徐增《而庵诗话》认为，《帝京篇》“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藩镇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甚至游侠美女，描写散去；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写作结构、抒情方式和方法。有趣的是，对比骆宾王落第归家途中所作《春日离长安客中言怀》，后边数句“城阙千门晓，山河四望春。御勾通太液，戚里对绥远。宝瑟调中妇，金罍引上宾。剧谈推曼倩，惊坐揖陈遵。意气一言合，风期万里亲”，对于长安的描写极为细腻，可视为《帝京篇》的缩略版本。两诗不但使用相同隐喻、语典，如“城阙”“山河”“戚里”“宝瑟”等，但是结构相同望乡夕泛，先写山川地势、宫阙府邸，再写宴饮之乐、交游之亲。

究其缘由，唐朝很多作家大都有做宫庭哲学侍卫的经历，她们在宫庭应制诗创作中常常还要绘制精美幽美的景色，练就了描绘风景的美术技法，后来又将这种方法适于行旅诗写作中。行旅诗中既有对沿途景色的真实展现，也包含固有隐喻与既代词汇，因此与真实景色存在一定差异。由此，京城与散文创作也就有了一种单向互动关系：一方面，京城长安、洛阳的物理水景、山川气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散文结构；另一方面，无论是宫庭诗还是行旅诗，对于京城的诠释与歌咏都不断丰富、深化着京城的整体内涵。

现实诉求与散文功能的转向

晋朝行旅诗中既有来自真实轶闻的“望京”望乡夕泛，展现宏观的京城格局和熙攘气象，还有始于联想假定的“忆京”，描写京城的微观建筑水景。无论身在何处、何种际遇，京城一直是画家提倡、怀恋、反思的关键客体，京城的殿宇府邸、一草一木都容易唤起作家的思念。唐朝行旅诗中常用御沟、上苑、灞涘等隐喻，或以汉喻唐，使用籞宿、金茎等汉宫语典。作家还常将他乡与京城作对比，觉得他乡不如京城，并且错把他乡作帝乡，如骆宾王西使吐蕃时就曾写道“客似秦川上，歌疑易水滨”（《西行别丰县详正学士》），“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晚度天山有怀京邑》）。

行旅诗具备私人化、地域化特征，加之题壁、寄送、使者捎带等传播方式，使散文才能广为传布。《旧唐书》记载宋之问“再被窜谪，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布远近”，所以行旅诗常常高考虑人情、利益等诱因，具备很强的读者意识。作家需预设并充分考虑蕴涵的读者群体，所以其写作有所避忌及注重，对诗词功能还有所期盼和寄寓。

值得关注的是，“忆京”也因个体诉求差别而有详细分疏，除“忆京”外，这些散文也表现出“忆君”“恋君”情结，这尤其展现于晚唐行旅诗。在这类作品中，部份散文题目包含别人的姓名、官职和送、寄、酬等字样，明晰记录写作的时间、地点与目的，反复申说、表达对天子垂恩、礼遇的期许。

首先，“忆京”诗常出现谄媚之言，如郑愔《贬降至新乡广城驿》、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宋之问《入泷州江》等。再者，这类诗文极少客观剖析人生哲理和现实风波背后的深层诱因，重在铺陈回忆往日在朝为官的荣耀，辩解无罪被贬的恶行，如崔湜《景龙二年余自门下平章事削阶授华州员外司马寻拜襄州节度使夏日赴大同途中写景》、沈佺期《寄北使》、宋之问《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等短篇叙事写景之作。再度，作家在表现行旅水景、抒发复杂感情的同时，常常插入表现人生经历、思想倾向等的表述性语言，行旅诗的表现范围得以逐步扩充，散文功能从抒情写景逐步向干谒请教、交际酬应拓展。虽然是写作方法乏善可陈的唱和寄赠诗，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种种复杂的社交礼节和人情世故。

行旅诗是个体生命处境与自然山川相碰撞的产物。京城以其强悍的向心力和幅射力，成为文人仕途理想与政治想像的重要寄寓。因而，行旅诗在唐朝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都城文化与散文创作的深层互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唐代都城文化与唐代哲学及相关文献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学院文学校）